在古田會議期間的譚政

1929年5月，紅四軍第二次入閩，相繼占領(lǐng)了龍巖和永定，在閩西建立了革命根據(jù)地，擴大了武裝力量。在轉(zhuǎn)戰(zhàn)贛南閩西的戰(zhàn)斗中，由于譚政表現(xiàn)出較好的政治工作才能，被毛澤東調(diào)回軍部，任紅四軍軍委秘書長兼政治訓練部長。

譚政跟隨毛澤東下井岡山轉(zhuǎn)戰(zhàn)贛南、閩西以來，紅軍雖然取得了很大的勝利，但也打過一些敗仗，暴露出紅四軍內(nèi)部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錯誤思想。1929年6月22日，紅四軍黨的“七大”在龍巖城召開，在會上毛澤東等人力圖解決這些問題，結(jié)果不僅問題沒有解決，毛澤東反而落選了前委書記之職。隨后，毛澤東與賀子珍、江華等前往上杭的蛟洋、蘇家坡和永定的合溪等地從事地方工作。

1929年9月下旬，紅四軍攻克上杭城后，朱德在上杭縣城太忠廟召開紅四軍黨的“八大”，但會議開了3天毫無結(jié)果。毛澤東因病重未能趕來參加。會后，毛澤東由地方武裝用擔架護送至上杭縣城。譚政連忙去看他，一見面，譚政發(fā)現(xiàn)毛澤東渾身浮腫，十分虛弱，心里頗為著急，可毛澤東雖重病在身，仍精神昂揚，豁達樂觀，他在這時還填寫了一首《采桑子·重陽》的詞，詞中寫道：“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今又重陽，戰(zhàn)地黃花分外香?！?/p>

作為紅四軍軍委秘書長的譚政，對紅軍部隊的發(fā)展前途憂心忡忡。自從毛澤東離開紅四軍后，部隊接連失利，暴露的問題也日益嚴重。譚政為部隊的生死攸關(guān)而擔憂。他深深感到，革命根據(jù)地不能沒有毛澤東，紅軍不能沒有毛澤東。自從湘贛邊秋收起義后，譚政就一直跟隨毛澤東，兩人患難與共。特別是在擔任前委書記毛澤東秘書期間，親身經(jīng)歷了毛澤東處理一連串黨內(nèi)黨外、軍內(nèi)軍外錯綜復雜的問題，譚政受到極為深刻的教育。同時，對于毛澤東領(lǐng)導井岡山斗爭以來的一切活動，譚政也是清清楚楚的。他反復同周圍的同志講毛澤東的主張是正確的，強烈要求把毛澤東請回紅四軍，并且時常抽空到蘇家坡看望養(yǎng)病的毛澤東和賀子珍。

10月下旬，前往上海向黨中央?yún)R報紅四軍工作的陳毅回到閩粵邊界松源的紅四軍前委，并帶回了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此信要求紅四軍要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lǐng)導，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

11月下旬，紅四軍回到長汀后，陳毅對譚政說：“這次到上海，我找到中央負責軍事的周恩來同志，向他詳細匯報了紅四軍的情況，周恩來當即作出指示，要我們把毛澤東同志請回紅四軍當前委書記。我明天就去。”“那我同你一塊兒去吧！”譚政聽陳毅這么一說，非常高興。陳毅告訴譚政：“我一個人去就行了，你為我做點準備。你做過毛澤東的秘書，對他的生活熟悉，還是在家好好安排一下?！彼妥哧愐愫?，譚政心里似喝了蜜一樣甜。

他按照陳毅的囑咐馬上派出一個戰(zhàn)斗力強、武器裝備較好的警衛(wèi)連前往上杭蘇家坡接毛澤東回來。部隊出發(fā)后，他又叫行政后勤部門為毛澤東和賀子珍夫婦安排一套寬敞的住房。同時準備材料，列出匯報提綱，好向毛澤東反映紅軍部隊存在的不良傾向和他對加強部隊政治工作的意見。

11月下旬，毛澤東在他養(yǎng)病的蘇家坡收到了中央的“九月來信”和陳毅轉(zhuǎn)達中央指示請他回前委主持工作的來信。26日，毛澤東與賀子珍偕中國共產(chǎn)黨福建省委特派員、組織部長謝景德，隨譚政派來迎接的武裝，心情舒暢地回到汀州，同朱德、陳毅會合，重新主持前委工作。

戰(zhàn)友重逢，格外親切。譚政首先迎上去，同毛澤東、賀子珍親切握手，隨后把他們送進準備好的房間。毛澤東進到屋里，行李還沒有打開，就迫不及待地招呼譚政：“把我離開前委這段部隊情況說說吧?！?/p>

譚政是很了解毛澤東的。他從衣服兜里拿出剛準備好的匯報提綱，毫不保留地把部隊中存在的種種錯誤思想向毛澤東作了詳盡的匯報。

“干部中又滋長了不注重農(nóng)村根據(jù)地建設(shè)，熱衷于打城市。部隊中產(chǎn)生了享樂思想，不講政策，不守紀律；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不打‘收條’，不付款，損壞東西不作賠償；更有甚者搜俘虜腰包，還有調(diào)戲婦女的?？傊?，部隊中有嚴重的流寇思想?！?/p>

“單純軍事觀點，說什么‘軍事好政治自然好’，‘司令部對外’，排斥政治工作干部。”

“嚴重的軍閥主義，干部隨便處罰士兵，主張槍斃逃兵……”

還有“非組織觀點”、“違反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等各種非無產(chǎn)階級思想和不正確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