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史研究的重大進展

我國歷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文明發(fā)展未曾中斷的文明古國。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的考古發(fā)掘，讓史學界確認了夏代的存在。文獻記載上的夏代被考古學研究證實，這是中國古代史研究的重大進展。1985年夏鼐出版《中國文明的起源》，標志著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正式進入了歷史學者的視野。

在突破了中華文明西來說、夷夏東西說以后，中原中心論曾經是學術界的主流觀點。那么，我們的先民建立的文明形態(tài)到底是什么樣的？黃河流域以外多個地區(qū)包括長江流域、遼河流域、珠江流域考古發(fā)掘的豐富材料使史學界認識到，我們先民建立的文明形態(tài)是多元的，可謂繁星滿天。在中華文明發(fā)展的過程中，“多元”逐漸走向“一體”，中原地區(qū)成為中華文明起源的中心，二里頭二期遺址表明“一體”的形成。夏代晚期城址的發(fā)現是一個重要標志，說明私有制產生了、階級出現了，凌駕于社會之上的統(tǒng)治工具國家出現了，文明已經走到歷史的大門口。豐富的考古資料和文獻相互參證，使我們對夏商時期的認識比以前深刻多了，它們再也不是傳說時代，而是確確實實的歷史存在。

在中國古代史領域，對于各個朝代的歷史都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推出了一批高質量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國家組織的清史纂修工程，極大推動了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封建朝代清朝歷史的研究。清史纂修工程由著名清史專家戴逸擔任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匯集一大批清史學者，創(chuàng)造性地繼承了中國修史傳統(tǒng)，對清史開展全面研究。經過10余年時間，清史纂修主體工程大約100卷3000多萬字的文稿撰寫已經結束，不久就應該可以與公眾見面了。

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新認識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最大變化是學科對象的變化。我國史學界對中國近代史的學科對象作過長時間的學術討論。20年前，我國史學界大多把1919年發(fā)生的五四運動作為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的分界點。但隨著研究的深入，許多學者認為這樣分期并不科學。因為，以社會形態(tài)作為劃分歷史時期的標準，1840年至1949年中國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同一個社會形態(tài)分成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顯然是不妥當的。應按照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形態(tài)的學說，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的中國歷史作為中國的近代史，即以1840年至1949年的中國歷史作為中國近代史的學科對象。1997年，中國近代史研究大家胡繩先生明確提出：“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這以后的三十年，視為一個整體，總稱之為‘中國近代史’，是比較合適的。這樣，中國近代史就成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歷史，有頭有尾。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歷史可以稱為‘中國現代史’”?，F在，這一認識已經成為我國史學界的共識。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明確指出：“從1840年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的歷史，是中國的近代史”。明確中國近代史的學科概念，無疑是一種學術進步。在這個學科概念下，中國近代史包括了晚清歷史和全部民國歷史。學者可以從長達100多年的長時段來研究中國近代史，更便于考察近代中國的歷史軌跡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

在上世紀80年代以后的歷史研究中，有關近代中國的發(fā)展規(guī)律引起學者的關注。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近代中國經歷了屈辱的歷史。這就是歷史的“沉淪”。到1901年簽訂《辛丑條約》，中國社會沉淪到谷底。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國社會開始走出谷底、走出深淵，邁出了上升的步伐。這以后，中國社會的主要標志不是屈辱，而是奮斗，是艱苦卓絕的奮斗，在奮斗中誕生了新中國。1949年成為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的分界線。

201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70周年。習近平同志就抗戰(zhàn)史研究發(fā)表了重要講話，強調“我們不僅要研究七七事變后全面抗戰(zhàn)8年的歷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變后14年抗戰(zhàn)的歷史，14年要貫通下來統(tǒng)一研究。要以事實批駁歪曲歷史、否認和美化侵略戰(zhàn)爭的錯誤言論”。這為抗戰(zhàn)史研究指明了方向，也給中國近代史學者極大鼓舞。為此，國家安排了抗戰(zhàn)研究專項工程，支持抗戰(zhàn)史研究。作為成果之一，抗日戰(zhàn)爭與近代中日關系文獻數據平臺已經上線，引起學者們普遍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