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北京10月29日電 今年以來，中國發(fā)起了聲勢浩大的全球追逃追贓的“獵狐行動”，加緊海外追緝外逃貪官的步伐。

今年10月，由中央紀委、最高法、最高檢、外交部、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中國人民銀行等八單位負責人士組成了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將通過建立動態(tài)的外逃人員數據庫、加強國際反腐敗執(zhí)法合作等方式壓縮外逃官員的生存空間。

據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披露，2008年至2013年五年間，共抓獲外逃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6694名。那么，這些外逃貪官一般通過哪些方式被追逃？具體而言，目前中國境外追逃以引渡、移民法遣返、異地追訴和勸返四大途徑為主，并輔以國際司法協(xié)助平臺和斬斷資金鏈兩種手段。

途徑一：引渡 6年引渡730人

據公安部今年7月的通報，自2008年以來，全國各級公安機關先后從54個國家和地區(qū)將經濟犯罪嫌疑人730余人引渡回國。

引渡是國際刑事司法合作的重要形式，兩國共同認定的犯罪行為如洗錢罪、貪污受賄罪等即可引渡。

1993年,我國最先與泰國簽署了引渡條約,這是我國與外國締結的第一項雙邊引渡條約。截至今年7月底，中國已經與38個國家締結了雙邊引渡條約。來自最高法官網的數據表明，與中國締結引渡條約的國家有86%在發(fā)展中國家，14%在發(fā)達國家。

“對潛逃到海外的犯罪嫌疑人, 必須要與我國簽有引渡條約的國家才能選擇引渡合作。”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副教授朱子琴向人民網記者介紹。

引渡條約能為追捕外逃貪官回國提供渠道保障。根據該條約,2002年,我國將挪用公款7.1億元的廣東省中山市實業(yè)發(fā)展總公司原總經理陳滿雄和法定代表人陳秋圓成功引渡回國。于2009年從阿爾巴尼亞將涉嫌特大金融詐騙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沈磊引渡回國，途中還在意大利成功地實現(xiàn)了對沈磊的過境引渡。

在司法實踐中開展引渡合作,由最高檢出臺關于開展境外緝捕、追贓及取證程序的規(guī)范性文件，提出引渡請求書，經最高檢會同外交部審核同意后,由外交部向犯罪嫌疑人所在國提出引渡請求。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副院長馬呈元說，引渡雙方本來就簽有條約，是司法合作的正規(guī)途徑。“但不能看與多少國家簽了引渡條約，而要看生效了多少。比如中國在2007年就和澳大利亞簽了引渡條約，但過了七年澳大利亞國會還沒有批準，到現(xiàn)在引渡條約都還沒生效。”

此外，有些國家也有規(guī)定雙重犯罪、政治犯罪、死刑犯等不引渡，不遣返。

途徑二：遣返

與引渡合作不同,遣返非法移民在形式上并不一定表現(xiàn)為國際合作,而主要表現(xiàn)為逃犯隱藏的國家為了維護本國的安全和秩序,依據遣返國的移民法單方面作出的決定。

“移民法遣返”,是指一國通過遣返非法移民、驅逐出境等方式將外國人遣送至對其進行刑事追訴的國家。移民法遣返是在無引渡合作關系情況下實現(xiàn)對逃犯遣返的有效手段之一。

根據我國移民法，如果犯罪嫌疑人潛逃國與我國沒有簽署引渡條約,辦案部門可以通過查明犯罪嫌疑人在國內的犯罪事實,本人持無效、過期證件出逃或以假身份、假結婚、假投資等欺詐手段向國外移民等情況,呈報最高檢,由有關部門將上述情況通報犯罪嫌疑人所在國的移民管理機關,促使其采取遣返、驅逐出境等方式移交犯罪嫌疑人。

2011年7月23日，1999年出逃加拿大的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主角賴昌星，經過13年的談判后被成功遣返。

馬呈元在接受人民網記者的采訪時說，在實踐中，中國的許多逃犯為對抗遣返都大打所謂“迫害”或“酷刑”這兩張牌，因此，要想把遣返非法移民變?yōu)橐傻奶娲胧?，需要贏得遣返國對中國的刑事司法制度和人權保障制度的基本理解和信任。

途徑三：勸返

最高檢反貪污賄賂總局的數據顯示,僅2013年,我國檢察機關從境外追捕歸案16名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其中12人系經勸返主動回國投案自首。

引渡和遣返時間漫長、程序繁瑣,相比之下,勸返可以有效節(jié)約司法成本。

勸返,是最高檢在追逃實踐中創(chuàng)新出來的追逃模式。具體表現(xiàn)為檢察機關充分發(fā)揮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感召力,對外逃人員開展攻心戰(zhàn),說服他們自愿回國投案。

北京市公安局網監(jiān)處原處長于兵,就是最高檢從南非勸返回國接受調查的。云南省交通廳原副廳長胡星,在潛逃新加坡期間接受中國追逃小組的勸說,自愿回國受審,被從輕判處無期徒刑。中國銀行哈爾濱河松街支行原行長高山，逃到加拿大后靠給人裝修房子為生。經過行動組近1年的勸返，2012年8月，逃亡了7年多的高山在8月11日生日之前勸返回國。

“勸返完全是中國特色，而且與引渡、遣返要受制于雙邊條約和被請求國法律制度不同,勸返是兩廂情愿的事，如果能用情感將貪官勸返回國，那當然最好?！睂τ趧穹? 馬呈元表示靈活性、機動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