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1970年夏的一個下午,我在整理他的辦公桌時,無意間看到一張白紙上他用鉛筆寫的幾句戲文:
不公與不干(西廂記)
做天難做二月天,
蠶要緩和參要寒。
種菜哥哥要落雨,
采桑娘子要晴干。
讀著它,我眼睛禁不住濕潤了。那時獨自站在總理辦公室里的心情,至今記憶猶新。對我來說,那是一件刻骨銘心的事。
1972年5月,一次常規(guī)體檢時,在總理的尿液中發(fā)現(xiàn)了癌細胞。由于不能按時治療,更不能住院治療,再加上勞累過度,病情逐漸發(fā)展成小便帶血。一個大試瓶,大半瓶沒有一點黃色,完全是鮮紅鮮紅的血。
有兩次他從外面回來,給他打開車門時,我一低頭,他就把整個身體趴在了我身上。車離他的辦公室有20來米,但他很難自己走過去。我一手摟著他的腰,一手牽著他的左手,一步步地把他拖回到辦公室。他坐下來又批閱那厚厚的一堆文件。
我們勸過他:“咱能不能休息三天五天,最多一個禮拜,好好地治療一下再干?”但是每一次勸他,他都這樣對我們說:“總理,總理,我是全國人民的總理啊,現(xiàn)在這個時候我不管誰管,我不干誰干,你們看看我怎么樣休息得成?”
1974年,“一·二五”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后的一個傍晚,時任中聯(lián)部部長的耿飚來到總理辦公室,說江青無中生有,在大會上點名批評他,想辭職不干了。總理聽了,就笑著說,“耿飚同志,我跟你說三句話: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論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想趕走你,不論怎么趕,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要想整你,不論怎么整,你自己不要死(就是不要自殺)?!惫㈧犃诉@三句話豁然開朗,拿起辭職文件報告高高興興地離開了。
這也是總理在心里對自己說的話,“我不能走,不能倒,也不能出現(xiàn)其他問題?!彼苍?jīng)說過,“除非我自己把我自己打倒。”
白天休息、晚上工作,這是一直以來為了照顧毛主席的身體和工作習(xí)慣,總理長期形成的習(xí)慣。但“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的作息變得極不規(guī)律了。我到總理身邊工作的時候,他基本是下午兩三點、三四點起床,第二天凌晨兩三點、三四點睡覺,后來延遲到七八點,患了癌癥之后甚至延遲到九點、十點才睡。如果他每天能睡上五六個小時,我們心里還會比較踏實,但到后來這五六個小時很難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