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一清——由學生領袖至紅軍將領

■周紅兵

郭一清（１９０２—１９３０），原名源錟，又名源鑒，號一清，江西省信豐縣嘉定鎮(zhèn)游州村人，生于清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公元１９０２年３月）。１９１０年，郭一清就讀私塾，對先生所點書，每篇皆能背誦。課余與假日還跟村里武師練了幾套武術。１９１４年，郭一清不顧父親不同意，自行考入信豐縣立高等小學。他少年長成魁梧身材，腰粗臂圓，力氣過人，性格豪放，愛打抱不平，很受孩童及同學的擁戴。

１９２１年秋，郭一清高小畢業(yè)，考入設在贛州的江西省立第二師范學校（簡稱省立第二師范）。在此他始接受新思想，參加了“贛州青年干社”，擔任《紅旗報》主編，經常發(fā)表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文章和漫畫。他不僅以全科成績優(yōu)秀在同學中享有威信，而且還以體育上的鐵餅、鉛球、標槍和足球即“三鐵一球”的出色成績聞名全校。１９２４年，他擔任贛州學聯會總干事。

１９２５年夏，郭一清作為“三鐵”選手參加在南昌舉行的華中體育運動會。期間，郭一清由朱由鏗（當時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南昌地區(qū)委員會委員，學生部負責人）介紹，秘密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簡稱共青團），成為省立第二師范第一個共青團員?；匦：螅孛馨l(fā)展共青團員，建立共青團組織，并被選為共青團支部書記。“五卅”慘案后，他即參加發(fā)動贛州學生，同工人、農民一道開展聲援活動，在大街小巷散發(fā)傳單，張貼標語口號，宣傳馬列主義。畢業(yè)時，他因學業(yè)成績優(yōu)異留校工作。

１９２６年冬，郭一清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在省立第二師范建立黨支部，他擔任黨支部書記。同年寒假，郭一清遵照黨組織的指示，以工農運動指導員的身份回到信豐縣開展工農運動。當時，信豐雖早已成立了縣總工會和縣農民協會，但僅有５００余人。郭一清回縣就以工農運動指導員身份，聯絡共產黨員和工農積極分子，分別召開工農大會，介紹外地工農運動情況，宣講革命道理，大力發(fā)動群眾，開展減租減息斗爭。僅數日，縣農民協會就發(fā)展到４０００多人，全縣２／３的鄉(xiāng)村建立了農民協會。同時，工會會員隊伍亦有較大發(fā)展。這時的工會與農民協會聲望日高，熱心為群眾辦事和處理各種問題，連家庭糾紛，如婚姻不和之類的事都受理。郭一清天天忙于農民協會的工作，只有３公里路的家也顧不上回去看一下。有時，家里親人到農會叫他回去，也不回去，急得生氣了，他就和藹地陪他（她）們上街邊吃面食、茶點邊開導。他常說：“干革命哪能不犧牲自己一點利益?！睆亩辜依镉H人通情達理，支持農民協會的工作。

１９２７年剛過春節(jié)，鬧春荒。郭一清與農民協會領導們商議，農會應為農民解難。他們當即在馬鞍山坪上開群眾大會，郭一清在大會上講了話。他說：農會是為大家辦事的，而今有許多農友餓著肚皮鬧革命，我作為工農運動指導員首先是要負責的。不是說一切權力歸農會嗎？我們辛苦種出的糧食為什么沒有權力享用，要年年挨春荒呢？今天這個會就是行使權力的大會。我們必須團結起來，向土豪要飯吃。我家是自耕農，農忙請幾個短工，荒年放兩擔谷子，也是一種剝削，今天就先開我家的谷倉。如果有人覺得不好意思，那就算是借糧度荒吧！不過，可以老虎借豬——不要還的。郭一清一帶頭，另一工農運動領導人黃達緊接著表示他家也開倉分谷給農民。此舉極大地調動了農民辦農民協會的積極性，幾天時間，各鄉(xiāng)農民協會的隊伍迅速壯大，多的達１２０００余人，少的也有幾千人。

郭一清進而組織領導農民協會開展“二五減租”及抗租抗息斗爭，使農民運動聲勢日漸浩大。正月末，信豐縣公署扣押縣農民協會主席李官濂，加之罪名是抗交田賦。郭一清聞訊，即率領２００多農民到縣公署與縣知事史通說理斗爭，迫使史通當場賠禮道歉。當即給李官濂披紅戴花，并敲鑼打鼓鳴鞭炮，送李官濂回縣農協會；同時，逼迫史通答應減租、減息、減捐稅、不追繳過去新欠賦稅，斗爭取得勝利。

不久，郭一清遵照中共贛州地委指示，返回省立第二師范，領導進步青年四處散發(fā)報刊和傳單，揭露國民黨右派破壞革命的陰謀。在贛州工人運動領導人陳贊賢３月６日被國民黨右派倪弼之流殺害后，郭一清受中共贛州地委派遣，又以工農運動指導員的身份回到信豐，在臨江會館主持召開了各界人士７００多人參加的隆重追悼陳贊賢烈士大會。大會上，郭一清即席譜寫并領唱了一首悲壯激昂的歌曲：“愛同胞！愛同胞！何為呼？何為號？豺狼舉刀，奪我英豪。十八槍的仇啊，終究要報！”開完會，郭一清組織隊伍游行示威，領頭高呼口號：“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倪弼！”“為陳贊賢烈士報仇！”縣城居民及進城農民也涌集街頭助威吶喊，聲勢大震。

“四一二”政變后，國民黨右派實行“清黨”，大肆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信豐縣國民黨右派頭目王廷驥從贛州雇請了“清黨”軍一個連來，叫嚷要“血洗信豐”。郭一清迅即布置中共城區(qū)黨組織和共產黨員轉移到鄉(xiāng)村秘密活動，他自己卻組織城郊６００多農民與“清黨軍”相對抗。直至贛州“清黨軍”又增援信豐一個連，為使缺武器的農民免受損失，郭一清才下令農民撤離縣城。隨即，國民黨右派查封縣農民協會和總工會，殺害游州鄉(xiāng)農民協會常務委員陳詩榮，燒毀郭一清、李官濂、黃達等家的房屋。還將遭殺害的群眾的首級在城門懸掛，到處布告通緝共產黨員。郭一清被列為通緝“首犯”，懸賞５０００大洋。

此時，郭一清轉入農村設法聯絡疏散在鄉(xiāng)村的共產黨員。４個月時間，發(fā)展黨員７０多名，建立１３個黨支部；同時，重新建立秘密農民協會２０多個，有會員８０００多人。郭一清參加了朱德、陳毅在黃泥排召開的聯席會議，準備武裝暴動。同日，成立中國共產黨信豐特別區(qū)委員會，郭一清任宣傳委員。年底，中共在上海的黨組織派蕭鳳鳴回信豐搞農民運動，郭一清敬重蕭鳳鳴并團結一致貫徹黨的“八七”會議精神，積極組織農民成立赤衛(wèi)隊，開展“不還租稅，反對高利貸剝削”、“收租收債者殺”的年關斗爭。

１９２８年元月底，中國共產黨贛南特別委員會派叢允中到信豐傳達即刻組織農民革命暴動的指示。２月初，中共信豐特別區(qū)委改稱中共信豐縣委，蕭鳳鳴任書記，郭一清、黃維漢等為委員。１８日，中共信豐縣委土墻背會議決定：“領導群眾，實行暴動，攻打縣城，奪取政權?！辈⒕捅﹦邮乱俗髁司唧w研究布置，郭一清等人遵照部署，深入鄉(xiāng)村秘密發(fā)動群眾，組織武裝赤衛(wèi)隊，籌集武器裝備和糧草。２月２１日晚，中共信豐縣委在鄉(xiāng)親們幫助蓋起的郭一清家的土屋里召開了暴動前夕的擴大會議，會議決定成立縣工農革命委員會和暴動總指揮部，由黃維漢任工農革命委員會主席，民主選舉郭一清擔任總指揮，黃達任副總指揮，叢允中和蕭鳳鳴任黨代表，并討論通過暴動行動計劃。

次日夜，按照預定方案，縣東、西、北三向鄉(xiāng)村一陣緊密的鑼聲過后，衣領內及武器上都縫扎紅布條，左臂佩戴紅袖章的赤衛(wèi)隊和農民暴動隊員，高舉松明火把，捕捉鎮(zhèn)壓當地土豪惡霸并沒收其財產，把各種借據、賬本和契約燒毀。各地暴動后，留下２０％赤衛(wèi)隊員監(jiān)視土豪劣紳，８０％的赤衛(wèi)隊員分４路大隊緊急向縣城進發(fā)，總指揮郭一清率領第三路大隊迅即進入離城２００米遠城西門外火焰山指揮部。２３日凌晨，４路大隊相繼打敗了城外據點的守敵，全部到達縣城外預定陣地。天剛亮，郭一清下令攻城，土炮鳥銃齊向城樓射擊。國民黨守軍憑借機槍、手榴彈等優(yōu)于農民暴動隊的武器頑抗，守住城垛。郭一清即令城西門外第二路大隊，派員身裹浸濕的棉絮，帶著干柴和煤油，沿著早已挖好的交通壕進到城根焚燒城門?？沙情T釘有一層厚鐵皮，加上守敵從城門頂向下倒水、倒沙子泥土而無法燃燒著，郭一清當即召開各路赤衛(wèi)隊負責人緊急會議，挑選人員組成敢死隊架長梯強行攻城，傷亡較大，也未成。

如此圍城１０多天，國民黨信豐縣政府調集小河、古陂、安西鄉(xiāng)的３０００多武裝民團，又請調了國民黨軍第七師１個營增援解圍，農民攻城暴動隊伍處于腹背受敵境地。中共信豐縣委下令攻城農民暴動隊伍迅速撤退疏散，以保存有生力量。郭一清在途經崇仙入定南縣界的黃柏山庵堂壁上題了一首詩：“拔山蓋世眼重瞳，垓下悲歌末路窮；成敗歸天誰肯信，烏江自刎亦英雄?！边@期間，他還領導了信豐安西農民暴動。同年１１月，郭一清遵中共贛南特委指示，將信豐、安遠、定南等３縣的游擊隊員在楊家寨編入工農紅軍第二十六縱隊，郭一清任縱隊長，黃達為黨代表。紅二十六縱隊在郭一清領導下，堅持在這３縣開展游擊戰(zhàn)。

１９２９年１月底，毛澤東和朱德率領工農紅軍第四軍（即紅四軍）到達定南龍?zhí)列妫c郭一清的紅二十六縱隊會合?？吹郊t二十六縱隊紀律嚴明、深受群眾歡迎，毛澤東建議，紅二十六縱隊配合紅四軍一起攻打安遠縣城。中共安遠縣委送來緊急情報，國民黨軍隊已在鶴子墟設下布袋陣埋伏。紅四軍立即改向尋烏進軍，紅二十六縱隊留下繼續(xù)打游擊，牽制國民黨軍隊的兵力。４月下旬，工農紅軍第五軍（即紅五軍）遵照于都前委會議決定，從于都返回井岡山。途徑信豐時，紅五軍軍長彭德懷決定將郭一清的紅二十六縱隊編為紅五軍政治部保衛(wèi)大隊，郭一清任黨代表，李壽軒為隊長。不久，郭一清又被任命為紅五軍第五縱隊第一支隊黨代表。自此起，郭一清跟隨彭德懷轉戰(zhàn)湘鄂贛和湘贛邊區(qū)一年多。這期間，郭一清的戰(zhàn)斗作風和指揮才能頗受彭德懷的贊許，直至１９５１年９月５日彭德懷在朝鮮戰(zhàn)場上寫的親筆信還對郭一清予以深情的高度評價。

１９３０年６月，紅五軍第五縱隊擴編為紅八軍。同時，紅五軍與紅八軍合編為紅三軍團。郭一清任紅八軍第二縱隊政治委員，程子華任縱隊司令員。７月２５日，郭一清率部參加第二次攻打長沙，于長沙瀏陽門外猴子石戰(zhàn)地犧牲。犧牲后，遺體被安葬在瀏陽門外七里巷附近。

（鄒鴻光、邵恒康提供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