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亦湘，原名椿壽，單名衡，曾用名奧林斯基·列夫·米哈依洛維奇，１８９６年生于江蘇省武進縣潘家橋董家旦一個農民家庭。兄弟三人，董亦湘排行老二。由于家境貧寒，董亦湘從小過著半耕半讀生活，先在本地上私塾，１３歲起住讀于塾師殷產洵（清末秀才）家四五年，其間農忙仍回家種田，是本村的插秧能手。他求知欲強，每年總有兩次趕到８０多里外的武進縣城——常州買書，很早就讀到梁啟超的《飲冰室全集》、鄒容的《革命軍》等，對我國古代文學也有濃厚的興趣。１９歲那年，他在本地當塾師，深得學生愛戴。

董亦湘的案桌上置有一只筆筒，上面有他用小刀親自鐫刻的“大丈夫以身許國，好男兒志在四方”１４個字，將它作為自己的座右銘。在當塾師時，他就曾提出過興修水利、為民造福的設想。他以家鄉(xiāng)為中心，對南至太湖、西至蟢湖、東到無錫、北抵長江，方圓數(shù)百里范圍內的河流進行過多次調查研究，畫過幾十幅圖紙，寫出興修水利的建議書。但在當時，他的這番心血只能付諸東流。

１９１８年秋，經塾師殷產洵介紹，董亦湘進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詞典部當助理編輯。１９１９年的五四運動，進一步激發(fā)了他的愛國熱情，并引起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他刻苦自學英文、俄文，并借助詞典研讀外文本的馬列著作，經常接觸早期共產黨人陳獨秀、鄧中夏、俞秀松、徐梅坤、沈雁冰等。１９２２年初，董亦湘由沈雁冰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１９２２年的五一節(jié)，董亦湘和沈雁冰、徐梅坤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尚賢里對面的空地上，組織召開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的群眾大會，宣傳勞動節(jié)的由來和意義。１９２３年７月，董亦湘被任命為中共上海地委兼區(qū)執(zhí)委會所屬的國民運動委員會委員，后又任商務印書館黨支部書記。

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４日，列寧逝世。上海各界紛紛舉行追悼會，董亦湘在追悼大會上作了《告今日追悼列寧者》的演講，深情地追述了列寧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作出的傳大貢獻，號召大家遵循列寧遺言，努力奮斗，使中國革命獲得勝利。同年七八月，董亦湘和瞿秋白等人在上海大學和上海學聯(lián)聯(lián)合發(fā)起組織的夏令講學會上講課，先后作了《唯物史觀》、《人生哲學》等長篇演講。董亦湘還編寫了一部《社會發(fā)展史講義》。是年，在國共實行第一次合作的形勢下，他遵奉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并在國民黨上海執(zhí)行部任國民運動委員會委員。在此期間，他結識了執(zhí)行部組織部秘書毛澤東，兩人交往甚篤。毛澤東贈給董亦湘一本親筆題名的《唐詩三百首》，他十分珍惜，一直帶在身邊。后來，董亦湘又被任命為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執(zhí)行委員。他頻繁來往于上海、無錫、蘇州、丹陽、鎮(zhèn)江等地，積極開展國民運動，改組國民黨組織，發(fā)展國民黨員并從中發(fā)現(xiàn)和培養(yǎng)了許多黨的積極分子，先后發(fā)展惲雨棠、廖陳云（即陳云）、張聞天、楊賢江、薛兆圣、徐新之、孫冶方、黃祥賓等加入共產黨，介紹當時在無錫師范讀書的管文蔚加入改組后的國民黨，引導他走上革命道路。他還受中共中央負責人的委托，多次去柳亞子先生家訪問，同柳亞子談心，為黨和柳亞子建立密切聯(lián)系做出了貢獻。

１９２５年５月中旬，發(fā)生了上海日華紗廠日籍職員槍殺工人顧正紅事件，激怒了上海各界人民。董亦湘聞訊后，立即奔赴日華紗廠，代表閘北地區(qū)的工人向該廠工友進行慰問，支持他們的正義斗爭。接著，在黨組織的領導下，他與侯紹裘等人密切配合，日夜奔走，發(fā)動工人參加示威游行。五卅慘案發(fā)生后的次日晚上，他發(fā)動商務印書館的黨團員和積極分子參加上?？偣诤颖蹦下房偵虝匍_的大會，決定參加全市罷工、罷課、罷市斗爭。他組織宣傳人員到馬路上去演講，布置商務印書館美術組人員畫漫畫貼到大街上，并親自到南京路、浙江路一帶，同店員中的積極分子一起，動員和組織店員同工人、學生采取一致行動起來罷市。６月４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董亦湘又和韓覺民、侯紹裘、沈雁冰、楊賢江等３０余人，發(fā)起組織教職員救國同志會，動員全市教職員和學生結合，積極開展反帝救國運動。

７月，董亦湘和惲代英、沈雁冰、侯紹裘等應邀去吳江縣黎里鎮(zhèn)舉辦的夏令演講會上講課，董亦湘主講了《民族主義》。同年秋，他在上海大學中學部又作了《民族問題》的演講。他還在上海《民國日報》、《對外旬報》、《中國青年》等報章雜志上發(fā)表了許多文章，宣傳國際無產階級的斗爭經驗，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傳播和擴大中共的政治主張和影響，啟發(fā)民眾反帝反封建的覺悟。

８月，董亦湘等人發(fā)動和領導商務印書館３０００多名職工開展罷工斗爭，迫使資方承認了工會，接受了增加工人工資、改善職工待遇等條件，罷工斗爭取得了初步勝利。

１０月，黨派董亦湘等六七十人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他們于１１月２３日抵達莫斯科。

１１月的莫斯科，雖說已是寒風刺骨、雪花飛揚的季節(jié)，但在董亦湘的心中卻充滿了濃濃的暖意。當時，中山大學尚處初創(chuàng)時期。董亦湘和俞秀松、周達文等受命參與學校教務處工作，幫助制定培訓方針，草擬教學方案，購置中文圖書，深得教務處主任阿郭爾的信任和贊賞。由于赴蘇的二三百名中國學生大多不懂俄語，聯(lián)共黨組織為了盡快培養(yǎng)翻譯人才，從學生中挑選了董亦湘、俞秀松、劉少文、西門宗華、王明等十幾個基本上能聽懂俄語的人，組成速成班，經過短期培訓，兼做翻譯工作。從１９２６年下學期起，董亦湘既是中山大學的學生，同時又兼任低級班的助教。１９２７年６月，中山大學首屆學生畢業(yè)，董亦湘因學習成績優(yōu)異而被留校，和張聞天等一起在中山大學中國革命研究室當文字翻譯。董亦湘常把《真理報》登載的中國革命的消息報道譯成中文，貼在校內走廊上給中國學生和教師看，同時還研究探討一些重大問題。由于董亦湘學習刻苦勤奮，工作認真負責，為人正派厚道，在中國留蘇學生中有著很高的威望。

此間，與董亦湘同赴莫斯科學習的王明，則自恃俄語學得快，目空一切，夸夸其談，愛出風頭，好表現(xiàn)自己。他一方面竭力巴結討好時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兼中山大學副校長（不久即為校長）的米夫，并因而得到米夫的賞識；一方面則在同學中拉拉扯扯，特別是把同學中對當時中國革命的一些不同看法，搜羅起來，橫加指責，用來整肅與自己有不同觀點的同學，引起了絕大多數(shù)同學的反感和不滿，于是出現(xiàn)了以王明為首的所謂“２８個半布爾什維克”的宗派小集團與絕大多數(shù)同學的嚴重對立。對于王明的惡劣行徑，董亦湘、俞秀松等曾進行了誠懇、耐心的批評教育和勸導。由于王明的所作所為正是米夫所賞識和要求的，因此王明宗派小集團掌握了中山大學的行政和支部局的大權，而王明更是有了一柄可以任意亂砍的尚方寶劍。為了壓制同學們對支部領導的不滿，王明以無中生有、捕風捉影的手法，捏造了一個所謂“江浙同鄉(xiāng)會”的反動組織，把董亦湘、俞秀松、周達文等誣陷為“江浙同鄉(xiāng)會”的頭頭，并在米夫的策劃、指使下，采取惡人先告狀的手段，向正在莫斯科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fā)進行告發(fā)。向忠發(fā)偏聽偏信，竟在一次留蘇學生大會上不指名地宣布：“江浙同鄉(xiāng)會”是反動組織，不坦白的就要槍斃。這不但引起了江浙籍學生的極大恐懼和憤怒，也在全校引起了思想混亂。董亦湘、俞秀松和許多同學紛紛向中共中央、聯(lián)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提出申訴和控告。１９２８年，以瞿秋白為團長，周恩來、鄧中夏、余飛等為成員的中共代表團，共產國際監(jiān)察委員會，聯(lián)共監(jiān)察委員會，組成三方聯(lián)合審查委員會，經過認真審理，作出了否定“江浙同鄉(xiāng)會”反動組織的結論。

１９２８年冬，聯(lián)共中央監(jiān)委書記亞洛斯拉夫斯基將董亦湘保送到列寧學院深造并擔任翻譯工作。

王明捏造“江浙同鄉(xiāng)會”反動組織的陰謀雖然未能得逞，但他又借此后不久聯(lián)共開展批判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進行清黨之機，誣陷董亦湘等人為“托派”。當時，聯(lián)共并沒有理睬王明等人的誣陷。

１９３１年１月，在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等人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指使下，以“執(zhí)行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主義”為旗號，取得了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提出并推行一條比李立三的冒險主義更“左”、更有“理論”、形態(tài)也更完備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路線。王明等人的上臺及其“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路線，當時就遭到黨內許多同志的反對。身在莫斯科的董亦湘堅持原則，加以抵制。是年秋，王明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回到莫斯科，以中共代表團的名義要求趕走列寧學院中國部負責人周達文和教員董亦湘、俞秀松等人，企圖控制該院中國部，因列寧學院負責人凱薩諾娃對董亦湘等人的表現(xiàn)深為了解而未將他們調離。

１９３３年初，聯(lián)共派董亦湘到蘇聯(lián)遠東邊疆地區(qū)工作。１９３４年１月，董亦湘和一位在印刷廠工作的蘇聯(lián)籍朝鮮姑娘奧迦依結了婚，生有一子一女。１９３７年，聯(lián)共再次清黨。這年夏天，時任遠東蘇聯(lián)內務部政治保衛(wèi)局軍事全權代表的董亦湘，因再次遭誣陷，在哈巴羅夫斯克（伯力）被捕入獄。他在蘇聯(lián)的家屬受到株連，全家被流放到離伯力很遠的中亞哈薩克斯坦奧爾塔市的農莊勞動，剛出生６個月的女兒在輾轉流離中夭折了。１９３８年，王明的同伙康生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上，公然毫無根據地誣蔑董亦湘、俞秀松等人是“在蘇聯(lián)的托洛斯基匪徒”。１９３９年５月１９日，董亦湘在哈巴羅夫斯克（伯力）獄中含冤而死，終年４３歲。

１９５９年１月，蘇聯(lián)中央軍事監(jiān)察院、遠東軍區(qū)軍事法院根據董亦湘妻子奧迦依的申訴，對董亦湘案作了復查，作出了“應以無罪結案”、“死后亦應完全恢復聲譽”的結論，并分別發(fā)出為董亦湘平反的通知和證明。然而，由于中蘇關系日趨緊張，特別是康生對董亦湘的問題一直諱莫如深等等，致使董亦湘蒙受的冤屈未能盡早洗雪。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黨恢復了實事求是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武進縣編史修志辦公室對董亦湘的革命生涯、被害經過，進行了認真的調查研究，弄清了事實真相。經中共武進縣委、常州市委、江蘇省委層層上報中央審批，１９８４年５月，中共中央組織部鄭重地發(fā)出通知，為董亦湘平反昭雪，恢復名譽。１９８７年３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批準董亦湘為革命烈士。

（金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