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英，原名方運熾，化名高中林，１９０６年生于安徽省壽縣瓦埠鄉(xiāng)。童年在家鄉(xiāng)跟隨曾參加過辛亥革命、具有民主主義思想的張樹侯先生讀書。他學習勤奮，品學兼優(yōu)，又樂于助人，深受老師和同學推崇。１９１９年初，方英與志同道合的曹方化等結伴考入蕪湖安徽公立職業(yè)學校。由于他性格開朗，廣交朋友，同學們都樂于和他接近。

五四運動期間，方英積極聯(lián)絡各校學生舉行集會、游行示威，進而抵制、焚燒日貨，以實際行動聲援北京學生反帝愛國運動。他在參加社會活動的同時，廣泛結交進步師生，如饑似渴地閱讀進步書刊，不斷接受新文化、新思想。１９２１年３月，他聽了惲代英的演講，更加激起了探討社會變革的革命熱情。

１９２３年５月，方英與在蕪湖讀書的曹蘊真、薛卓漢等壽縣青年，發(fā)起成立了“愛社”，秘密學習革命理論，主張將來從事農(nóng)村革命運動。他們經(jīng)常郵寄《新青年》《向導》《唯物史觀》《社會進化史》等書刊給家鄉(xiāng)青年閱讀。同年夏，他轉入上海大學學習，受到鄧中夏、瞿秋白、惲代英、蔡和森、張?zhí)椎鹊慕陶d。是年冬，方英跟隨共產(chǎn)黨員曹蘊真等回到家鄉(xiāng)壽縣，以教書作掩護進行革命活動。中共壽縣小甸特支成立不久，他經(jīng)曹蘊真和薛卓漢介紹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１９２４年春，方英任小甸特支組織委員。不久，中共瓦埠小學支部建立了，方英任書記。

１９２４年冬，方英在壽縣中學組織學生聯(lián)合會，編印刊物，宣傳革命。面對基督教在壽縣的盛行，他聯(lián)絡各界人士，組成壽縣“非基督教大同盟”，揭露教會的虛偽和欺騙。五卅慘案后，他遵照黨的指示，組織了“壽縣學生滬案后援會”，在城鄉(xiāng)各地宣傳募捐，舉行游行示威，聲討英、日帝國主義罪行，并在壽縣各商店搜查、焚燒日貨，聲援上海工人運動。

１９２６年冬，黨中央選派方英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留蘇期間，他與莫斯科紗廠女工、共產(chǎn)黨員柯勞娃結婚，次年生一子。１９２９年，由于革命工作需要，他將妻兒留在蘇聯(lián)，以“第三國際”東方特派員身分回國，改名方英。適逢黨中央第三期高級訓練班開學，他任教務主任，并由黨中央指定擔任該訓練班的黨支部書記。后來，他任中央巡視員，到安徽視察和指導工作。這時黨的主要任務是組織農(nóng)民武裝暴動，實行土地革命，推翻國民黨反動政權。方英肩負重擔，奔走于江淮之間。

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方英以中央巡視員的身分在六安、霍山兩縣交界的豪豬嶺，主持召開了六安、霍山、霍邱、壽縣、英山、合肥六縣黨的聯(lián)席會議。會議集中討論了武裝起義問題，決定采取以農(nóng)民暴動為主體，與民團起義相結合；以武裝起義為主體，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方針，積極從事全面發(fā)動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同時報請黨中央批準成立中共六安中心縣委，以加強對六縣的統(tǒng)一領導。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方英親自參加并領導了六安獨山農(nóng)民起義。起義勝利后，成立了三區(qū)（獨山）工農(nóng)革命委員會總指揮部，方英任黨代表，鮑益三任總指揮。起義隊伍編為一支７２人的游擊隊，又從農(nóng)協(xié)會員中挑選出一批骨干組成赤衛(wèi)隊。為了反擊敵人的圍攻，方英和鮑益三率領游擊隊和赤衛(wèi)隊，用僅有的長矛、土炮據(jù)險固守，使敵人數(shù)次強攻都未能奏效。１１月１７日，六安三區(qū)游擊隊分三路圍攻麻埠，因敵強我弱，雖經(jīng)激戰(zhàn)，未能取勝。為保存實力，避免傷亡，方英將隊伍撤至龍門沖，攻打土豪張漢卿的圩子。張聞訊攜家眷、財物逃走。游擊隊攻進圩子后，打開張家糧倉，開倉放糧，賑濟群眾。同時派人去諸佛庵、流波?與紅三十三師聯(lián)系，準備再度進攻麻埠。１１月２２日，方英等率隊回到朱家灣，途中被敵陳濯漢旅包圍。游擊隊邊戰(zhàn)邊退，奮勇沖殺，突圍后退至河口，圍攻麻埠的計劃遂告結束。

獨山起義后，國民黨反動派加緊向獨山蘇區(qū)進攻，瘋狂摧殘革命力量，不少黨組織被破壞，有的人變節(jié)投敵。在這緊急關頭，方英召集六安中心縣委及暴動總指揮部舉行聯(lián)席會議，總結獨山起義經(jīng)驗教訓，重點研究了整頓組織、擴大武裝、訓練干部、清洗內(nèi)部等問題。會后，方英等分頭深入各地開展工作。

１９２９年底，方英回到黨中央，被分配到中央秘書處外交科工作。他負責交通員的思想教育以及研究指導和檢查交通員地下工作的重任，不久接任了外交科主任職務。

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方英表現(xiàn)出高度的黨性原則和組織紀律性。１９３１年１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召開，王明被選進了政治局。方英留蘇時對王明極為了解，認為王明是一個沒有任何實際革命經(jīng)驗而喜歡夸夸其談的人，不適合擔任中央領導的重任。他把自己的看法通過組織反映給黨中央，但由于共產(chǎn)國際代表米夫操縱會議，他反映的情況未能阻止王明進入黨的最高領導層。

１９３１年２月１５日，中共安徽省委成立，此時化名為高中林的方英已由上海歸來，被推選擔任省委書記。在方英未到職之前，書記由宣傳部長王華（王步文）代理，組織部長賀昆榮兼任工運部長，郭春華任軍委書記。方英參加組建安徽省委工作不久，即到皖西北巡視。３月２７日，他根據(jù)當時的革命形勢和斗爭需要，在壽（縣）、鳳（臺）、阜（陽）縣委聯(lián)席會議上決定建立皖北（壽縣）中心縣委，管轄九縣工作，同時決定發(fā)動瓦埠農(nóng)民暴動。

３月２９日，參加暴動的隊伍千余人，暗攜武器，裝作趕集，從四面八方云集泰山廟。起義隊伍逮捕了豪紳地主１０多人，繳獲長短槍２０余支，發(fā)動４００多農(nóng)民分掉地主糧食２００多石。這次起義打擊了封建豪紳勢力，支援了紅軍粉碎蔣介石對鄂豫皖蘇區(qū)的第三次“圍剿”，揭開了壽縣人民武裝斗爭的序幕。

１９３１年４月１７日、１８日兩天，中共皖西臨時分特委根據(jù)黨中央指示，在金寨召開第三次擴大會議，將中共皖西臨時分特委改組為中共皖西北特區(qū)委員會，方英任書記，楊季昌任組織部長，薛英任宣傳部長。特區(qū)領導六安、霍山、霍邱、商城、英山、合肥等１９個縣。

為了搞好皖西北根據(jù)地的宣傳工作，特委組成編輯委員會，方英任編輯委員，創(chuàng)辦《火花》與《紅旗》兩種報刊。另外，特委還編印了《告國民黨士兵書》《告紅槍會群眾書》《反包圍會剿告群眾書》等十多種宣傳品。特委為了加強對白區(qū)的宣傳，在敵人嚴密封鎖下，利用皖西北地區(qū)河流較多這一地理條件，發(fā)動群眾制作許多小木牌，在木牌上寫各種標語、歌謠或畫漫畫，放到河里，讓這些木牌隨著水流方向漂到白區(qū)去。此外，在政權建設、土地革命、群眾組織和地方武裝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績。黨員由原來的２４００多人增加到５０００多人，黨在群眾中的政治影響迅速擴大。

正當鄂豫皖紅軍和皖西北根據(jù)地進一步發(fā)展的時候，張國燾到了這里。１９３１年５月１２日，張國燾在河南光山縣新集召開會議，撤銷中共鄂豫皖特區(qū)委員會，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革命軍事委員會，張國燾任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方英被選為分局候補委員。張國燾到鄂豫皖根據(jù)地后，全面推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各項政策，進行錯誤的軍事指揮。方英率領皖西北代表團參加鄂豫皖省委在新集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時，就無意中觸犯了張國燾。會上，方英報告了皖西北地區(qū)的軍事形勢和斗爭策略，高度贊揚了根據(jù)地的歷史作用，贏得了熱烈的掌聲。張國燾是抱著“改造”鄂豫皖根據(jù)地和紅軍的目的而來的，只有否定根據(jù)地的成績，才能投合他的心意。因此，方英的講話引起張國燾的嫉恨。張國燾遂于１２月以所謂“肅反”不力為由，撤銷方英的皖西北特委書記職務，后來又強加給他“改組派”的罪名，使他蒙受不白之冤。

１９３２年６月，蔣介石對鄂豫皖根據(jù)地發(fā)動第四次反革命“圍剿”。張國燾拒絕正確的作戰(zhàn)方針，擅自撤離根據(jù)地，率紅四方面軍進川陜。方英被迫隨軍撤離。張國燾一伙無情地折磨方英，要他背著沉重的糧袋翻山越嶺。由于長期操勞，方英身體瘦弱，又患上瘧疾，不幸于９月病逝于進川途中，時年２６歲。

全國解放后，黨組織為方英同志進行了平反，追認他為革命烈士，為其親屬頒發(fā)《烈屬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