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梓，原名吳致民，又名吳鐵漢，１９００年２月生于湖北省黃梅縣考田鎮(zhèn)嚴家林村。從小勤奮好學，喜歡閱讀《水滸》、《聊齋志異》、《俠客列傳》等古典文學作品，養(yǎng)成了愛打抱不平的性格。目睹軍閥的黑暗統(tǒng)治和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深惡痛絕舊制度，立下了救國救民之志。１９１７年，滿懷著追求新知識的渴望來到武昌，就讀于啟黃中學。不久，結識了惲代英、宛希儼、陳學渭、林育南，并參加了由惲代英組織的互助社。胡梓經常聽惲代英的演講，閱讀《新青年》等進步刊物，受到了新思想的熏陶。
１９１９年，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fā)的消息很快傳到了武漢。武昌中華大學的學生，首先奮起響應。惲代英等起草了介紹五四運動的傳單，堅決支持北京學生的革命運動。
１９２０年２月，惲代英、林育南等在互助社的基礎上創(chuàng)辦了利群書社。胡梓積極參加了該社的各項活動，并為書社籌辦經費。
１９２１年９月，胡梓考入南京東南大學體育系；次年９月，轉讀農藝系。在東南大學，他經常和宛希儼、謝遠定、曹壯父等進步青年一起閱讀、研究馬列著作，探索救國救民的途徑，拋棄了過去體育救國、農業(yè)救國的思想，懂得了只有民眾的覺悟、民眾的大聯合，才是真正的救國力量的道理。１９２３年，胡梓加入中國共產黨。
１９２５年３月，孫中山先生逝世后，胡梓在宛希儼的領導下，遵照黨的指示，有組織、有計劃地舉行了孫中山先生逝世宣傳周的活動。通過各種形式，宣傳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揭露了反動軍閥賣國求榮的丑惡面目，抨擊了國民黨右派的反共罪行。
接著，胡梓又協助宛希儼領導東南大學的黨、團員，團結國民黨左派和進步青年，積極展開了驅逐郭秉文運動。郭秉文是東南大學的反動校長，他任意開除進步學生，鎮(zhèn)壓民主運動，民憤極大。在宛希儼、胡梓和學校進步師生的堅決斗爭下，郭秉文終于被趕下了臺。東南大學的革命力量進一步得到發(fā)展，成了南京當時革命運動的中心。
同年５月，上海爆發(fā)了震驚中外的五卅反帝愛國運動。為了聲援上海人民的正義斗爭，胡梓在曹壯父、宛希儼的率領下來到下關，成立五卅慘案后援會下關辦事處。他們深入到工人中間，發(fā)動工人罷工。胡梓等支持英商開辦的和記洋行工人向帝國主義、買辦資產階級進行罷工斗爭，贊成工人向廠方提出的懲辦五卅慘案兇手、承認和記工會、改善生活待遇等１３項復工條件，把政治斗爭和經濟斗爭結合起來。罷工期間，南京黨組織派胡梓等率數百名工人、學生，將和記洋行的買辦羅步洲抓起來，關在馬車里，押到東南大學進行談判。和記洋行老板勾結警察廳長王桂林，用武力將羅步洲搶走，并當場打傷學生。這一事件激起了全市人民的極大憤怒，連軍警也紛紛罷崗。由于全市人民的反對和罷工斗爭的壓力，王桂林被迫辭職。這場斗爭，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鼓舞了南京各界人民斗爭的信心。
１９２６年８月，胡梓調回武漢工作。他積極支持中共黃梅縣委領導和發(fā)動打倒大劣紳石南屏運動。革命群眾搗毀了石宅，將石家囤積的糧食、布匹當場低價賣給群眾，并將石南屏戴高帽子游街。這次斗爭大長了人民群眾的志氣，大滅了軍閥、土豪劣紳的威風，揭開了黃梅縣打擊土豪劣紳的序幕，促進了革命群眾運動的蓬勃開展。
蔣介石、汪精衛(wèi)相繼叛變革命之后，中共黃梅縣委領導機關及農民協會、婦女協會等群眾團體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在這黑云壓城城欲摧的嚴重歷史關頭，胡梓根據黨的指示，以中共湖北省委鄂東特派員的身份，于８月重返家鄉(xiāng)領導全縣秋收暴動。他首先恢復和重建了黨的組織，作為秋收暴動的領導核心。接著，以他從武漢帶來的“兩條半槍”（三條槍中有一條打不響）為本錢，建立了農民自衛(wèi)軍，各區(qū)也組織了自衛(wèi)隊；同時，恢復了農會、婦女會、兒童團等群眾組織。經過一番準備，１０月３日晚，胡梓率領廣大農民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秋收暴動。數以萬計的農民，手持梭鏢、大刀、長矛等武器，打著燈籠火把，像潮水一樣沖向縣城、大河、蔡山、孔垅等地，涌向土豪劣紳的莊院，一夜間就攻打土豪１８處，嚇得敵人龜縮縣城，不敢越雷池一步。
黃梅秋收暴動，給予敵人以沉重的打擊，鼓舞了群眾的斗志，播下了革命火種。胡梓考慮到，敵人援兵將至，決定停止攻打縣城，將農民自衛(wèi)軍撤到鄉(xiāng)下，領導農民群眾開展“三殺四抗”斗爭（“三殺”即殺貪官污吏、殺土豪劣紳、殺地痞流氓；“四抗”即抗租、抗債、抗稅、抗捐）。這一斗爭擊中了敵人的要害，動員了更多的群眾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對此，敵人驚恐萬分，到處貼布告，懸賞捉拿胡梓等人。由于群眾的掩護，胡梓仍機智靈活地出沒于黃梅的山村、集鎮(zhèn)，不斷打擊敵人。
１９２７年底，胡梓奉命從黃梅回到武漢。１９２８年５月，他受中共湖北省委的派遣，以特派員的身份來到鄂東地區(qū)的陽新、大冶等縣，開始創(chuàng)建鄂東南根據地的艱苦斗爭。
早在１９２７年以前，陽新、大冶等縣就有了黨的組織。蔣介石發(fā)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后，陽大地區(qū)黨組織遭到了嚴重的破壞。１９２７年１１月，湖北省委曾派人建立了陽大縣委，但不久又遭破壞。胡梓就是在陽大地區(qū)黨組織處境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來到陽新的。
為了迅速恢復和發(fā)展黨的組織，胡梓風里來雨里去，披星戴月，走遍了鄂東各縣。由于他為了革命事業(yè)終日奔波，很少理發(fā)，常是滿臉胡須，鄂東南人民都親切地叫他“胡子”。他從此也干脆不用原名吳致民，而用化名胡梓。１９２８年６月，他參與和領導了在曹家灣召開的陽新縣委會議。會議決定派石振玉以賣布作掩護，到陽新的大畈，通山的黃沙；劉海山到木港、排市；方步舟、曹之善到龍港去作恢復和發(fā)展黨組織的工作。胡梓還派出黨員干部到大冶、通山、瑞昌，去幫助那里重建黨的組織。黃梅、廣濟在恢復和發(fā)展黨組織的過程中，也得到了胡梓的指示與幫助。對各縣來匯報請示工作的同志，胡梓都給予熱情接待，認真向他們傳達黨中央的指示。胡梓還親自到陽新唐家灣、中莊鋪、沿埠頭、石板橋等地，深入工人、農民中間，訪貧問苦，協助基層干部開展工作。
在胡梓領導下，經過同志們半年的努力，到１９２９年２月，鄂東各縣、區(qū)和部分基層黨的組織基本上得到恢復。黨在群眾中的影響日益擴大，工會、農會、青年團、“四抗”委員會等群眾組織也紛紛建立起來。
１９２９年２月，根據中央指示，為了加強黨的領導，統(tǒng)一鄂東各縣的指揮，在陽新縣委的基礎上，成立了大冶中心縣委，由胡梓任書記，委員有徐寧甲、劉海山等?？h委機關設在大冶南山頭，中心縣委領導大冶、陽新、通山、鄂城、蘄春、浠水、黃梅、廣濟等縣工作。
在大冶中心縣委和胡梓的領導下，通過地下黨員侯中英聯系，陽新、大冶兩縣的游擊隊于１９２９年２月策動了陽新小箕鋪民團起義，殺死敵團總，繳獲２９支槍和全部彈藥。為了把游擊戰(zhàn)爭推進到陽新南部，在胡梓的具體指揮下，游擊隊首先攻打大畈、黃沙的反動武裝。獲勝后，又集中全力攻克陽新南部敵人的重要據點龍港。至此，黨和革命武裝在群眾中的威望大大提高，革命根據地進一步擴大。
同年６月，根據胡梓的提議，在大冶的南山頭將大冶、陽新兩縣游擊隊集中編成紅十二軍，由中央派來的軍事干部謝振亞負責指揮。這支紅色武裝，后來編入紅五軍五縱隊三支隊。
１９２９年１０月，何長工、李燦從井岡山率領紅五軍五縱隊挺進鄂東南，開辟革命根據地，使鄂東南的革命斗爭走向了一個嶄新階段。１０月下旬，大冶中心縣委和紅五縱隊黨委在黃沙鎮(zhèn)舉行聯席會議，何長工、胡梓等出席了這次會議。會議決定，當時鄂東南的中心任務是：積極開展武裝斗爭，消滅本地區(qū)的反革命武裝，開辟和建立革命根據地，擴大紅軍主力，發(fā)展農民自衛(wèi)武裝，以爭取在鄂東南地區(qū)造成一個工農武裝割據的局面。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上旬，紅五縱隊黨委和大冶中心縣委在陽新曹家灣召開了擴大的聯席會議，何長工、胡梓等３８人參加。會議決定，大冶中心縣委派地方游擊隊和群眾數千人，乘坐３００余條漁船從大王的劉蘇橫渡大源湖，配合紅五縱隊主力，策應大冶兵暴。大冶兵暴部隊１０００余人，由程子華率領參加了紅軍。在大冶兵暴的帶動下，中心縣委又策劃了由共產黨員白一杰領導的國民黨獨立十五旅二團一營二連起義。
１９３０年５月，胡梓遵照黨中央指示，撤銷了大冶中心縣委，在陽新太子廟建立鄂東特委，自任書記。６月，鄂東游擊隊和廣濟游擊大隊與紅八軍部分留守人員合編為紅八軍四縱隊。這支新成立的紅軍部隊，在鄂東特委領導下，積極尋敵作戰(zhàn)，先后攻克廣濟、宿松縣城及廣濟的六村，有力地支持和鼓舞了蘄（春）、黃（梅）、廣（濟）地區(qū)人民的革命斗爭。１０月１６日，根據中央指示，紅八軍四、五縱隊于黃梅縣考田山吳祥村改編為紅十五軍。與此同時，在鄂東其他縣里也都成立了游擊隊，在特委和胡梓的領導下，堅持武裝斗爭。
正當鄂東地區(qū)革命武裝取得節(jié)節(jié)勝利之際，蔣介石糾集了１０萬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fā)動了第一次“圍剿”。與此同時，敵武漢行營和湖北省當局加緊了對鄂東南等革命根據地的進攻。１２月９日，敵第二十六師師長郭汝棟率部進攻陽新黃顙口一帶根據地。１１日又增派第四十四師蕭之楚部兩個團以及機關槍、迫擊炮兩個連，開赴團鳳協同進攻黃顙口。面對氣勢洶洶的敵人，以胡梓為首的鄂東特委，處變不驚，臨危不懼。鑒于當時敵眾我寡的情況，為了保存實力，待機殲敵，胡梓一面指揮部隊英勇阻擊敵人，一面指揮駐太子廟的鄂東黨政機關和革命群眾主動撤離，南遷至三溪口太平地。
黃顙口戰(zhàn)役后，敵郭汝棟部攻占太子廟，長驅直入向陽新西南部進犯。１９３１年１月，駐贛北之敵第五十四師郝夢麟部一六一旅進攻武寧路口，進逼龍港；郭汝棟部以劉公篤旅之第五團緊守沿埠頭，以二、三、四團侵占木港等地，企圖與郝夢麟部夾攻龍港。紅七團在鄂東特委和胡梓的親自指揮下，利用敵人占地甚廣、兵力分散的弱點，采取“避實就虛，誘敵深入，集中兵力，擊其一路”的戰(zhàn)術，以紅十六軍和當地赤衛(wèi)隊阻擊郝夢麟部，牽制敵人的主力；胡梓則親率紅七團和部分赤衛(wèi)隊，動員數萬群眾，于１月３０日夜繞到敵后，直達沿埠頭，襲擊敵后方第五團。３１日凌晨，紅軍發(fā)起進攻。由于紅軍手中的武器是快槍加梭鏢，短兵相接，正好發(fā)揮威力，加之四周紅旗招展，號角齊鳴，使敵人驚惶失措，捉摸不透，不知紅軍究竟有多少人馬，戰(zhàn)斗僅兩小時，全殲敵軍第五團，擊斃敵團長袁幫銓和一名團副，活捉大鳳區(qū)民團團長佘召臺，繳獲長短槍４００多支、重機槍二挺、迫擊炮一門，有力地粉碎了敵人的第一次“圍剿”。
沿埠頭大捷后，鄂東特委以紅七團為基礎，于１９３１年２月在龍港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獨立第三師，下轄七、八、九團，共有３０００多人、２０００多支長短槍。
１９３１年６月，胡梓率領紅三師配合紅十六軍，于小箕鋪殲敵第二十六師一個營，繳獲長短槍３００多支、機槍一挺、迫擊炮一門。
７月，蔣介石自任總司令，又調集３０萬兵力，向中央根據地發(fā)動了第三次“圍剿”。敵第二十六師在武昌、通山等縣反動武裝的配合下，從三面向鄂東南革命根據地進犯，一場激烈的戰(zhàn)斗開始了。胡梓和紅三師師長、政委根據湘鄂贛省委的指示，將紅三師大部分指戰(zhàn)員（約３０００余人）編入紅十六軍，加強湘鄂贛省的武裝力量，余下部分保持紅三師建制，堅持鄂東南地區(qū)的武裝斗爭。７月下旬，胡梓率領紅三師配合紅十六軍主力，在木港、吉山一帶誘敵深入，在玉嶺山將敵包圍，全殲敵第二十六師一個團，繳獲重機槍２０多挺、迫擊炮１０門、步槍８００多支，粉碎了敵對鄂東南蘇區(qū)的第三次“圍剿”。紅三師擴大到４０００余人，鄂東南根據地也發(fā)展到北臨長江，西抵粵漢路，東南與湘東、贛西北紅區(qū)連成一片。整個鄂東南根據地以龍港為中心，擁有１６個縣，方圓五六百里，人口二三百萬人。
１９３２年７月，國民黨反動派調集３０個團的兵力對鄂東南蘇區(qū)進行第四次“圍剿”。１０月，敵分三路向鄂東南根據地的政治中心——龍港大舉進攻。１０月３日，敵第二十六師師長郭汝棟令七十六旅旅長黃漢勤率４個營夜襲龍港。由胡梓領導的紅三師主力和敵軍展開肉搏戰(zhàn)，殲敵甚多，擊破了敵人夜襲的美夢。４日，郭汝棟又親自率其主力進行增援。為了避免過大的損失，胡梓便主動指揮軍政人員向通山燕廈、高昌轉移，從此鄂東南根據地的政治中心便由龍港轉移到通山了。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蔣介石以５０萬兵力，配合數百架飛機，向中央根據地發(fā)動了最大規(guī)模的第五次“圍剿”。鄂東南地區(qū)的敵人也增加了兵力，妄圖迅速占領鄂東南全部蘇區(qū)，撲滅革命。１１月，鄂東南道委在通山石門召開了執(zhí)委擴大會議。大會由胡梓主持，出席會議的有黨政軍和區(qū)委書記以上的干部多人。胡梓在會上對第五次反“圍剿”斗爭作了指示：牽制敵人，打擊和騷擾敵人，以配合中央根據地的反“圍剿”斗爭；加強蘇維埃工作，認真開展對根據地群眾的教育和組織工作；正確執(zhí)行“肅反”政策；恢復鄂東南失陷的根據地和鞏固根據地。
１９３４年１月，紅三師根據胡梓的指示，決定先打木石港，恢復木石港蘇區(qū)，然后向西南發(fā)展，直逼龍港，進而奪取武寧、瑞昌。紅軍采取集中優(yōu)勢兵力、各個擊破的方針，調集紅十六軍及紅三師主力，在赤衛(wèi)隊的配合下，經過一夜激戰(zhàn)，摧毀敵碉堡三座，消滅敵軍三個營，繳獲長短槍１２００多支，收復了木石港、何子恕、湖田畈等周圍３００多里的蘇區(qū)。
木石港戰(zhàn)斗后，鄂東南道委決定：紅三師向東南方向發(fā)展，開展游擊戰(zhàn)爭，以免敵人集中兵力進行反撲。但是，當時紅三師的領導人卻在勝利的歡呼聲中產生了麻痹輕敵情緒，不遵照道委制定的路線轉移，又不乘勝追殲逃敵，而在木石港休整７天，給敵人以喘息之機。敵人在幾天中調集了新七旅、新四旅、第二十六師等部，向紫荊山附近的王文驛集結，布置了伏擊陣地。這時，紅三師領導人又采取了按原路撤回通山黃沙鎮(zhèn)的錯誤路線。當紅三師過富河后，便進入敵人的伏擊圈。紅三師倉促應戰(zhàn)，兵力損失三分之二以上。
紅三師的失敗，使鄂東南蘇區(qū)失去了一支主力紅軍的保衛(wèi)。因此，在敵人優(yōu)勢兵力的進攻下，蘇區(qū)相繼失陷，鄂東南的反“圍剿”斗爭進入了最后艱苦的階段，鄂東南道委也由黃沙、蘭田一帶轉移到通山冷水坪。
冷水坪位于通山南部，是一個群山環(huán)繞的盆地，住有百多戶人家。由于革命處于低潮，加之反動軍隊的威脅，群眾大都搬走了。當道委等黨政機關來到冷水坪時，這里只剩下兩戶群眾。敵人層層封鎖，日夜“搜剿”，物資供應極其困難，同志們只能靠一些野果、野菜度日。這時，胡梓的肺病更嚴重了，經常大口大口地吐血，同志們讓他喝點稀粥，也被他婉言謝絕。他堅持和大家一塊吃野果，吞野菜。
１９３５年２月３日，正是農歷甲戌年除夕。是夜，一股從江西過來的敵人冒充修銅宜豐邊區(qū)游擊隊，竄到道委機關附近的南山頭，用刺刀威逼一個熟悉冷水坪情況的小學教員帶路，拿著“介紹信”混過哨卡，找到省委特派員胡梓和道委秘書劉士杰的住處。當時已是正月初一的凌晨，胡梓與劉士杰的房內點著一盞桐油燈，兩個正在一起吃著紅薯和玉米。道委其他人員與警衛(wèi)隊、戰(zhàn)士圍坐在外屋火堆邊“守歲”。敵人進屋后，手持電筒東照西瞧，警衛(wèi)隊戰(zhàn)士方知情況不妙，大喊一聲：“不好，敵人來了！”胡梓在屋內聽到喊聲，迅速將門口敵人打倒在地，縱身從側門沖出。道委機關警衛(wèi)隊、手槍隊隨即迎敵，修武崇通游擊隊亦聞聲趕來，通過血戰(zhàn)，打退敵人。不幸的是，胡梓沖到屋對面墨泉溝的山坡時，被尾追的敵人亂槍打中，當場犧牲。
２月５日（大年初二），道委機關召開追悼胡梓大會，當地群眾獻出了自己最好的棺木安葬胡梓遺體。為了紀念這位湘鄂贛和鄂東南蘇區(qū)的優(yōu)秀領導人，道委決定將修武崇通縣改為胡梓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