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昌圣，又名黎時中，１９０４年出生于四川省達縣張家鄉(xiāng)的一個富裕家庭。父親黎蘊生，早年參加同盟會，思想進步。在父親的影響下，他從小就萌生了同情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１９２５年秋，他從達縣縣立中學畢業(yè)，１９２６年考入江蘇省南通大學農(nóng)科。這期間，他與該校同鄉(xiāng)組織了四川同鄉(xiāng)會，討論政治問題，探索革命真理。黎昌圣文思敏捷，能說善辯，筆力鋒利，經(jīng)常在會刊上發(fā)表思想評論，鞭撻腐惡，抨擊時弊，成為南通學聯(lián)的骨干。有時他還作詩填詞，抒發(fā)憂國憂民、革新社會的革命理想和遠大志向。１９２７年春，他寫了一首題為《自由鳥》的新詩：

颶風暴雨，

打得我好苦！

打翻了我的舊巢，

淋濕了我的美麗的衣裳。

振著翅風，

奮著勇氣，

再也找不著棲身的枝兒安息！

轉(zhuǎn)瞬風雨停定，

那和煦的陽光，

從稀薄的云霞中射出，

照著那鮮綠的嫩葉，

我的自然衫，

被可愛的陽光曝干了。

那時間——

乘著狂風，

任我飛得海盡山窮，

把身體上一絲一片的羽毛，

吹散在自由的空中。

這首充滿激情的詩，抒發(fā)了黎昌圣追求民主、向往自由、無私無畏、獻身革命的情懷，頗受同學稱道。

１９２７年秋，黎昌圣參加了中國共產(chǎn)黨。１９２８年春，當選為中共南通縣委委員。１９２９年４月，擔任中共南通特委秘書。４月２３日，因“共黨嫌疑”被國民黨南通縣政府拘捕，后移送蘇州第三監(jiān)獄關押。

值此夏令時節(jié)，被拘于獄，“日則臭氣熏蒸，呼吸難作，夜則呻呤四起，臭蟲叮身，欲寐不能”，“異鄉(xiāng)游子竟受不白之冤而處囚，深夜自思，悲咽呼呼，無辜被拘，冤從何白”。這是黎昌圣對獄中生活和內(nèi)心世界準確而生動的真實寫照。

因“共黨嫌疑”牽連受拘的黎昌圣，想得更多的是依法辯明，早日獲釋。他用雋永的歐體小楷自撰答辯狀，對當局起訴的條款一一辯駁：“在南通大學業(yè)經(jīng)三年，平時專心一志，以研究科學為唯一職務，從不干預外務，并未入何黨”，“應以被告行為是否合于法定犯罪構成事實為斷”，“不須煩言而自明矣”?！霸摽h所載筆錄，已非原供之真相，況加入共黨是一種秘密行為，依法自不能生效”。

黎昌圣依法立論，字字有力，并戳穿了敵人偽造審訊筆錄的花招，使他們在法理面前窘態(tài)畢露，無辭以對。在監(jiān)獄特別支部領導下，他還以遭冤獄而怨怒的姿態(tài)積極參與斗爭，和茅理、徐家瑾、陳起蟳等難友鼓動罷飯，要求取消酷刑，改善待遇。他們的合法斗爭刺到了敵人的痛處，監(jiān)獄當局稱他為“首犯”，“至為險惡”，“加釘足鐐，嚴行看管”。９月初，國民黨江蘇省高等法院終因無據(jù)確認黎昌圣是共產(chǎn)黨人，只好判他有期徒刑４個月，以抵沖拘押時間，釋放了事。

出獄后，中共南通特委讓黎昌圣回鄉(xiāng)休養(yǎng)。他回到達縣后，黨組織派他到石橋小學任教，秘密開展革命活動。石橋地處達縣、渠縣和巴中三縣交界，交通方便，川陜邊防督辦、老牌軍閥劉存厚又派重兵鎮(zhèn)守。黎昌圣常走村串戶，了解民眾疾苦，傳播革命思想，啟發(fā)階級覺悟。在他的努力下，石橋建立了黨小組，成立了農(nóng)會，還領導群眾破除迷信、抗租抗糧。１９２９年冬，劉存厚下令大肆搜捕共產(chǎn)黨員和革命者。黎昌圣因身份暴露，被迫轉(zhuǎn)移至上海。

１２月初，黎昌圣受中共江蘇省委派遣，來到蘇北如皋，將如泰工農(nóng)紅軍大隊擴編為總隊，并任總隊長。他學習井岡山毛委員的經(jīng)驗，加強對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進行紀律教育，使部隊的精神面貌為之一新，戰(zhàn)斗力大為提高。１２月１２日，部隊攻取長江邊的“防共”重要據(jù)點周莊頭，士氣大振。１９３０年２月，如泰工農(nóng)紅軍編為紅十四軍第二支隊，黎昌圣任政治部主任，參與指揮了圍攻反動大地主盧碩如的老巢盧家莊的戰(zhàn)斗；領導策反駐在七號橋的縣警察大隊第三中隊警士翟宏根的工作，翟宏根擊斃了保衛(wèi)團長周仁甫，率２０多人帶槍起義，當了紅軍。

４月１６日，紅軍攻打如皋的老戶莊。中午，黎昌圣從指揮所來到第二大隊陣地，安慰大家：“你們攻擊沒有成功，也不要急，我們再想辦法，老戶莊一定能打下來?！彼鶕?jù)軍長的命令，把第二大隊和第三大隊調(diào)到莊子東邊，與第一大隊匯合，集中攻擊一點，打開缺口。他身先士卒，英勇殺敵，不幸腿部負傷。

黎昌圣被送往上海治傷，并負責籌建紅十四軍駐滬辦事處。５月，辦事處成立，他受命為主任。在極其惡劣的環(huán)境下，辦事處承擔著聯(lián)絡部隊、購買武器、收治傷員等工作。６月，紅十四軍改編，第二支隊改稱第一師，黎昌圣傷愈回軍中，任第一師政治委員。９月９日，田家鋪戰(zhàn)斗失利，紅十四軍宣告失敗，他受命回鄉(xiāng)從事地下工作。

黎昌圣回四川后，任達縣中學訓育長兼翠屏師范學校教師。他以此為掩護，積極開展學生運動。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占中國東北三省。黎昌圣滿懷抗日救國的激情，和地下黨員黃云生、李中權、楊文局等一起，團結學校師生，聯(lián)合工商各界，在達縣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運動，并揭露和鞭撻國民黨政府“不抵抗主義”的可恥行徑。達縣到處張貼了“反對國民黨賣國媚日”、“擁護共產(chǎn)黨的抗日主張”等標語，嚇壞了軍閥劉存厚。為控制學校，劉存厚將達縣中學校長田崇安撤職，換上了“國家主義派”分子唐雋。唐雋一到校就公然下令開除了十幾名進步學生。黎昌圣團結達縣中學學生自治會主席李中權發(fā)動罷課，提出“唐雋必須撤銷開除學生的錯誤決定，公開向全校師生認錯，保證今后不再壓制學生愛國行動”的主張。斗爭持續(xù)了１個多月，唐雋請縣長張仲孝來校訓話，帶了一批荷槍實彈的警察包圍會場。黎昌圣領導學生堅持斗爭，“堅決要求撤換唐雋”的口號聲此起彼伏。劉存厚、張仲孝之流眼看不能硬性鎮(zhèn)壓，只好撤換唐雋，請回老校長，接受被開除的學生返校復課。這場斗爭的勝利，不僅趕走了反動校長唐雋，而且狠狠地打擊了劉存厚的反革命囂張氣焰。

１９３２年秋，中共達縣特別支部成立。黎昌圣任特支組織委員，分工負責城郊農(nóng)民運動和宣傳工作。他作風樸實，與廣大農(nóng)民朝夕相處，建立了深厚友誼，深得群眾愛戴，達縣城郊的農(nóng)民運動轟轟烈烈，革命組織、地下武裝不斷涌現(xiàn)。

１０月，紅四方面軍第十三軍在余天云、李先念指揮下攻打達縣城。黎昌圣和梁（平）、達（縣）中心縣委書記楊克明一起，指揮西線游擊隊配合紅軍作戰(zhàn)，一舉拿下達縣城。紅軍進城后，中共達縣縣委和達縣蘇維埃政府誕生，黎昌圣擔任縣委組織部長和縣蘇維埃政府領導成員，為新政權的鞏固和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川陜省委和紅四方面軍在達縣東北部的宣漢雙河場召開綏定道黨代會。張國燾對與會人員實行“政治審查”，繼續(xù)排除異己，大肆排斥、打擊知識分子和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志。達縣地下黨員陳慕勤，出身剝削階級家庭，五四運動前后信仰過無政府主義，便被誣為“ＡＢ團”、“改組派”，予以逮捕。

曾任紅十四軍第一師政委、時任達縣縣委組織部長的黎昌圣，眼看這些朝夕相處、久經(jīng)考驗的革命同志在革命陣營中橫遭迫害，義憤填膺，當即挺身而出，為冤屈的同志辯護。在黨的組織會議上，他針對張國燾的“唯成分論”，理直氣壯地歷數(shù)道：馬克思出身貴族，恩格斯父親是資本家，他們都信仰過宗教。但是，他們從原來的營壘中殺出來，成為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導師。如果他們不是知識分子，能創(chuàng)立無產(chǎn)階級思想體系，寫出巨著《資本論》嗎？難道馬克思和恩格斯也要受“政治審查”，逮捕治罪嗎？

黎昌圣還以親身經(jīng)歷對大家說：我在江蘇省南通大學農(nóng)科學院讀書時，曾經(jīng)被國民黨逮捕，并進蘇州監(jiān)獄４個月，敵人十分恨我，稱我在獄中斗爭是“至為險惡”，卻找不到從事革命工作的證據(jù)，不敢定罪，只好把我放了。我們是革命的隊伍，更要注重證據(jù)，千萬不能冤枉革命同志，內(nèi)耗革命力量。

在張國燾猖獗之時，黎昌圣仗義執(zhí)言的勇氣令大家肅然起敬。張國燾對此卻恨之入骨，他明知在黨的組織會議上陳述理由完全符合黨章，無力反駁，不敢公然鎮(zhèn)壓這位紅軍將領和黨的組織干部，便采取了暗害的卑鄙手段。在一個蒼茫的黑夜，黎昌圣被害于回達縣的山路上，時年２９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