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臺臣，原名丕閣，字臺臣（苔岑、苔塵），１８８４年出生于直隸省濮陽縣（現(xiàn)屬河南?。┬铝曕l(xiāng)鹿斗村一個農(nóng)民家庭。其父謝陵崇，一生務農(nóng)。全家連同臺臣兄妹六人近十五口，靠六七十畝田地生活，尚能勉強度日。因謝陵崇的長兄謝陵峰無子女，將謝臺臣過繼為嗣子。在兩家人的合力支持下，謝臺臣得以入學讀書。１９０２年，朝廷科舉時，謝臺臣中了秀才。１９０５年，他考入直隸省保定高等師范學校就讀，畢業(yè)后在保定、大名、天津等地教書，１９２１年當選為直隸省參議員。１９２３年７月，奉直隸省教育廳派遣，到大名創(chuàng)辦省立第七師范學校（以下簡稱七師），并被委任為七師首任校長，致力于教育改革。

為改革舊教育制度，謝臺臣首先抓教師隊伍的建設，廣招人才，逐步形成了以晁哲甫、王振華、高紹亭為骨干的一支進步教師隊伍。他針對讀死書、理論與實踐相脫離的舊教育制度，參考國內外教育論著，結合自己的親身體會，提出了“以作為學”和“師生打成一片”的主張，強調：“我們要與生產(chǎn)的人打成一片，隨處教，隨處學，在耕種時講農(nóng)學，在作坊中講工學，在用秤或搬石頭時講力學，在人事糾紛中講社會科學。一面教人，一面跟人學習?！?/p>

為了實現(xiàn)“以作為學”，謝臺臣在校園內開展種植和養(yǎng)殖活動，并興辦了紡織、制革、制肥皂等小工廠。由于謝臺臣的倡導和身體力行，經(jīng)過二三年的努力，大名七師已成為一座林木蔥郁、芳草鋪地、間有鮮花點綴的整潔美觀的學校。

謝臺臣十分強調講授教材要充實新政治內容。他逐步廢除了國民黨政府教育部審定的文科教科書，決定國文課選用李大釗、魯迅、郭沫若等人的文章，也選用蘇聯(lián)作家高爾基等人的革命文藝作品。他自己講授歷史課，能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通俗扼要地講解從先秦到大革命時期的中國歷史，深受學生歡迎。

為了向學生灌輸革命思想，謝臺臣還讓圖書館訂購大批進步書刊，如《共產(chǎn)黨宣言》、《家庭、私有財產(chǎn)及國家之起源》、《史的一元論》、《新青年》、《拓荒者》等。他親自向學生推薦馬列經(jīng)典著作，向學生介紹如何閱讀經(jīng)典著作，還把積累多年的寶貴書籍贈給學校圖書館。同時，他還發(fā)動學生自購書籍，動員學生多讀課外書籍。在他的指導下，學生們借書、購書、讀書蔚然成風，并對各種問題進行學習和討論，政治思想有了很大提高。

謝臺臣提倡民主辦學，并具體規(guī)定了四條原則：“第一，全校師生打成一片，無感情上的隔閡及生活上的差異，使師生關系變成像家人父子一樣的親切。第二，學校設施不善，是全校師生共同的損失，要隨時見到隨時建議，隨時通過，隨時改進。第三，教師要不恥為學生，學生要不怕為教師，師生在互相教授互相學習之中，用集體力量廢除課本教育，實現(xiàn)‘以作為學’。第四，有疑便問，有得便教，種菜的園丁可以教我們園藝學，做木工的工友可以教我們手工，我們又可以根據(jù)所學過的理論來教育他們，提高他們的技術與認識?！?/p>

在這些原則指導下，師生互教互學，自由討論，親密無間。謝臺臣本人及學校其他負責人，不僅與學生一起參加學術討論，還一起參加勞動，一起參加體育活動。學生打籃球，有時他來當裁判。七師校園充滿了民主空氣。對于教師和職員，謝臺臣則不斷從工作上、生活上加以指導、幫助，有錯誤進行批評教育，絕不隨意懲罰辭退，因而深得教職員的信任和愛戴。大家同心協(xié)力，為辦好學校、教書育人貢獻力量。

１９２６年８月，中共黨員馮品毅在開封受到軍閥和反共分子的迫害，回到大名。謝臺臣毅然聘請馮品毅來大名七師教書。馮品毅在大名七師任教僅三個月，在學生中發(fā)展趙濟焱、劉大風、李世瑋加入共產(chǎn)黨，不久又發(fā)展成滋（成潤）等入黨，并于１０月間建立了黨、團兩個特支。這是直南地區(qū)較早的黨團組織。１９２７年１月放寒假前，大名七師共產(chǎn)黨員已發(fā)展到十余人。時逢大革命高潮，北伐軍先后占領湘、鄂、浙、贛、皖等省，席卷半個中國。謝臺臣、晁哲甫、王振華各拿出７０元銀圓，資助趙濟焱、劉大風、李世瑋到南方去參加實際革命斗爭。

１９２７年春，大名黨、團特支已有黨團員３０余人，黨團特支改為大名黨、團縣委。此時，由李素若、趙濟焱介紹，謝臺臣、晁哲甫、王振華等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

謝臺臣入黨之后，將大名七師逐步變成了共產(chǎn)黨員領導的學校，學校的主要行政職務，如校長、教務主任、訓育主任、總務主任，均由共產(chǎn)黨員擔任。在共產(chǎn)黨領導下，學校建立了反帝大同盟會，擴大了校辦的讀書會，學校變成了大名一帶共產(chǎn)黨的活動基地。謝臺臣以“以作為學”的辦學宗旨為掩護，將學生黨員輸送到農(nóng)村，在農(nóng)村建立黨的組織。他本人也利用職務之便，不斷到農(nóng)村去進行革命活動。當時的大名七師，可以印刷共產(chǎn)黨的宣傳品；可以進行共產(chǎn)黨上下級的接頭、通信和聯(lián)絡；可以公開地開設馬列主義理論教育課程，《唯物史觀》、《社會發(fā)展史大綱》是各個班次的必修課。學校購買了更多的進步書刊，供學生自由閱讀和研討。

１９２７年五六月間，自發(fā)的農(nóng)民武裝“紅槍會”攻下大名。學校于六七月間放假。假期，謝臺臣同晁哲甫、王振華等赴濮陽，與國民革命軍暫編第三軍軍長梁壽凱聯(lián)系，并在濮陽、清豐召開軍民大會，號召群眾起來革命，援助國民革命軍北伐。梁壽凱占領濮陽后，李素若在濮陽組織了國民黨縣黨部，李素若、李步庭、趙濟焱、王亦華、謝臺臣以跨黨黨員身份分別任縣黨部書記長、組織部部長、宣傳部部長、農(nóng)民部部長、教育部部長。武漢發(fā)生“七一五”反革命事件后，謝臺臣隨梁壽凱退走新鄉(xiāng)。

由于奉系軍閥占領大名城，學校毀于兵禍，無法開學，謝臺臣十分痛心，曾托晁哲甫到天津辭職，但未獲省教育廳批準。１９２７年底，謝臺臣、王振華只好離開大名，同到天津，暫在天津中日中學教書。

１９２８年底，河北省教育廳準備讓大名七師開學，要謝臺臣仍回七師主持工作。謝臺臣表示要以“補發(fā)一年半經(jīng)費”、“保證不再欠薪”為條件，省教育廳當即應允。于是，謝臺臣重返七師，并通知師生１９２９年初到校上課。

一年半的停課，３００多名學生作了大量農(nóng)村工作，有不少人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使大名、清豐、南樂、濮陽各縣都發(fā)展了中共黨員，建立了中共黨組織。有的學生在農(nóng)村發(fā)動農(nóng)民暴動，出生入死，為革命做出了重大貢獻。學校開學不久，１９２９年２月，發(fā)生了溫邢固“二一五”農(nóng)民革命斗爭事件，反動當局將趙濟焱、劉漢生、李世瑋、王卓如等逮捕入獄。謝臺臣聞訊，親自到獄中探望。他含著淚水對趙濟焱等說：“你們在獄中要站穩(wěn)立場，我們在外邊一定堅持活動，并想法營救你們?！辈痪?，趙濟焱等被押解到大名，謝臺臣拿出４００元銀圓，供他們打官司用。

１９２９年下半年以后，特別是１９３０年上半年，謝臺臣、晁哲甫、王振華與中共黨內的“左”傾錯誤作了斗爭，因而受到不公正的打擊和迫害。

１９２９年１０月，中共大名縣委決定在“雙十節(jié)”晚上大規(guī)模地散發(fā)傳單，以共產(chǎn)黨的名義，提出“打倒國民黨”、“組織工農(nóng)紅軍”、“建立蘇維埃政權”等口號，并說：“一張傳單就等于一顆重磅炸彈?！睂Υ耍x臺臣在事前提出了不同意見。他認為：不應當暴露黨的組織，也不能公開散發(fā)傳單。因為用黨的名義公開散發(fā)傳單，就會過早暴露黨的力量，引起敵人的注意，增加工作困難。但是，這些正確意見，被中共大名縣委內部執(zhí)行“左”傾錯誤的同志否定了。結果是，“雙十節(jié)”晚上雖然將傳單撒遍了大名城，但黨組織暴露了。國民黨當局不但掌握了大名有共產(chǎn)黨組織，而且查出了共產(chǎn)黨的大本營在大名七師。從此，軍警便嚴加監(jiān)視七師師生的活動。

同年１１月，七師教員原政亭在講課時引用了瞿秋白評三民主義的話：“國民黨無處不荒唐，處處皆矛盾?！睂W生孫耀宗認為此話“新奇”，就寫信告訴十一中的一個學生，不料信被國民黨軍警查獲，借口孫耀宗反對國民黨，予以逮捕，并迫使孫耀宗供出是教員原政亭所講。于是，國民黨駐軍旅長孟憲吉派一營兵力，包圍大名七師，大肆搜查五晝夜，先后捕去師生員工十余人，謝臺臣也遭到傳訊。此時，謝臺臣不畏艱險，及時與黨組織通報情況，學校行政領導干部與黨組織密切配合，采取有力措施，使敵人什么證據(jù)也沒有抓到。駐軍在撤圍前，提出有五個所謂“共黨嫌疑犯”不能釋放。謝臺臣出面竭力擔保，當局才不得不全部釋放了被捕師生。

但是，敵人并沒有就此罷休，他們對大名七師的摧殘越來越嚴重了。面對這一情況，直南和大名的中共組織負責人并沒有正確地總結經(jīng)驗教訓，而是更加起勁地推行“左”傾錯誤方針。１９３０年四五月間，中共直南特委幾次派人到大名組織暴動。他們錯誤地認為“革命高潮已經(jīng)到來”，目前已到了“振臂一呼，群起響應的時候”，因而提出以七師學校為暴動中心，以七師的學生、工友和學校周圍剛剛組織起來參加夜校學習的農(nóng)民為主力，攻打大名城，并要求把紅旗插到大名七師門口。

謝臺臣、晁哲甫、王振華等認為，暴動的主客觀條件還不成熟，黨的力量比較薄弱，廣大群眾還沒有組織起來，而敵人的力量比較強大，搞暴動是不實際的，不僅沒有成功的可能，還會招致不應有的損失。他們還堅持認為，黨應當保持和掌握好七師學校這個公開合法的革命陣地，為黨培養(yǎng)干部輸送到農(nóng)村，深入地發(fā)動和組織農(nóng)民群眾，壯大自己，積蓄力量，待條件成熟再舉行暴動。這些意見完全是根據(jù)直南當時的形勢和敵我力量對比的實際情況提出來的。但是，執(zhí)行“左”傾錯誤方針的領導人不僅置若罔聞，還在一次活動分子會上，大批右傾機會主義，指出謝臺臣、晁哲甫、王振華三個已成為暴動的主要障礙，遂宣布開除他們的黨籍。在這種“左”的錯誤的壓力下，不少黨員消沉了，學校周圍村莊的農(nóng)民也被嚇跑了。最后，暴動計劃成了泡影。

被開除黨籍，對謝臺臣是一個最沉重的打擊。失去黨的領導和支持，使他無法開展工作。與此同時，河北省教育廳則鑒于大名共產(chǎn)黨的活動與謝臺臣領導的大名七師有關，意欲借故撤掉謝臺臣的校長職務，只是因謝臺臣在社會上的崇高威望，不敢下達撤職命令，便采取制造困難、不給撥款等辦法，逼迫謝臺臣自動辭職。謝臺臣眼見經(jīng)費無著，學校無法再辦下去，便向省教育廳提出辭職。省教育廳立刻照準，并派反動政客張達夫以督學身份來大名七師，欲取而代之。

為了不讓反動勢力掌握大名七師的領導權，保住這塊紅色革命陣地，七師中共黨組織遵照上級指示，組織全體進步學生展開了轟轟烈烈的“驅張挽謝”斗爭。張達夫一到大名七師，立刻遭到廣大學生的攻擊，學生代表對張達夫說：“惟有艱苦卓絕的謝校長才能領導我們，我們反對其他任何一個人來掌其權，請張督學幫助挽留我們的謝校長。”張達夫裝腔作勢地說：“你們謝校長辭意甚堅，廳里一再勸他不要辭職，但無法挽留……現(xiàn)在還是開學吧?！睆堖_夫賴著不走，學生們便一天幾次找他，弄得他狼狽不堪，只好搬到第五女師去住。學生們仍不放過，在七師與女師的來往路途上張貼驅趕張達夫的標語，還在七師大門口貼了一張“混牛，你想掌七師嗎？”的漫畫，校園內也到處貼著“混牛，你滾吧！”的大標語。張達夫的日子十分難過，只好如實向省教育廳反映。十余天后，省教育廳將張達夫調回，重讓謝臺臣回大名七師工作。

謝臺臣因心情抑郁，加上操勞過度，精神衰弱，竟病倒了。為了不致影響校務，他于１９３０年６月又力辭校長職務。省教育廳批準謝臺臣辭呈，并于７月５日正式委任張達夫為大名七師校長。

張達夫帶領一班人馬接管了七師之后，對革命師生大打出手，不到半年時間就辭退了全部進步教師及工友；開除進步學生１１０余人，其中有中共黨員５０余人；還有一部分學生被當局逮捕。他們禁止學生閱讀進步書報雜志，動輒訓斥甚至扣發(fā)教職工工資；終日領著學生唱黃色戲，根本不把上課當正業(yè)。張達夫的倒行逆施，進一步激起了全校進步學生的強烈反對。９月下旬，大名七師學生又展開了激烈的“驅張挽謝”運動。雖經(jīng)反動軍警的嚴厲鎮(zhèn)壓，大家仍然頑強不屈。

由于廣大進步學生的誠心挽留，加上省教育廳派來處理七師問題的閻承之極力相勸，謝臺臣感到，如果再堅持不回七師，情義上實在說不過去。于是，１９３１年春，謝臺臣再任七師校長。這時，他雖然失去了黨組織的聯(lián)系，卻仍然堅持為黨工作，貫徹以往的教育方針，恢復學校的革命傳統(tǒng)，讓原班教員到校，被張達夫開除的學生均得以復學，學校中的黨團組織很快恢復，學生自治會、讀書會、反帝大同盟、社聯(lián)、左聯(lián)等群眾組織的活動也活躍起來。謝臺臣雖有病在身，但仍滿懷信心，希望再度振興七師。

可是，執(zhí)行“左”傾錯誤政策的中共負責人，卻看不見謝臺臣重掌七師后所做出的這些成績，硬說他“不敢干”，仍然“堅持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正在北平住院治病的謝臺臣聽到這些指責，內心感到十分痛苦，他表示：“我決不和黨鬧對立?！币虼?，１９３２年夏，他毅然決定辭去校長職務。接著，河北省教育廳委任國民黨藍衣社分子郭鳴鶴為校長，使七師遭到更嚴重的摧殘，黨團員和進步學生被開除學籍的達１７０多人。這就是“左”傾錯誤在大名七師造成的又一次嚴重后果！

謝臺臣再次遭受打擊，精神上更加痛苦，一直無法治愈的神經(jīng)衰弱癥更加嚴重，終于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含冤辭世。

謝臺臣逝世之后，直南中共黨員和革命群眾極其懷念。１９３７年７月，大名七師校長王振華在離校學生的要求下，在校園內用漢白玉建立了一棟“謝臺臣先生紀念碑”，碑座上刻有“謝臺臣先生教育錄”以垂永遠。１９４５年，鄧小平、劉伯承路過大名，看了“謝臺臣先生紀念碑”，稱贊謝臺臣是一位“革命教育家”。１９４９年秋，大名民主政府責成教育部門將大名中學命名為“臺臣中學”。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５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發(fā)出通知，認為謝臺臣“１９３０年被執(zhí)行‘左’傾路線的直南特委開除黨籍，是錯誤的”，并決定“恢復謝臺臣同志的黨籍”。謝臺臣英靈有知，當含笑于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