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上說，當時的劉安恭，在朱、毛之間的分歧問題上起到了負面“催化劑”的作用，使得一場黨內的斗爭達到了白熱化。

當時，有兩個情況很反常：一是，1929年5月23日，朱德、劉安恭兩人聯(lián)手上報給中央的紅軍第四軍報告，兩人簽字后就直接送上去了。本來，紅四軍的報告都是朱、毛會簽后呈送的，可劉安恭來后取代了毛澤東政治部主任的職務(當然也是毛澤東讓給他的)，所以，軍長朱德、政治部主任劉安恭簽字后報告就送上去了。毛澤東作為前委書記連簽字的權力都沒有了;二是，毛澤東后來專門給中央寫了個報告，署名“前委書記毛澤東”。以前，紅四軍的報告從不這樣署名，都署名是“前委”。他在報告中說，黨內目前出現(xiàn)了一些毛病，正在“改進中”。當然，這個“改進中”并不像毛澤東最初想象的那樣樂觀，其實已經有點失控的態(tài)勢。

從后來的一個歷史細節(jié)中也可以看出。1929年6月18日，紅四軍在龍巖小池召開作戰(zhàn)會議研究部署“三打龍巖”，會議竟然沒通知毛澤東參加，只通知了政治部副主任譚震林。由此可見，劉安恭來了以后，文件不讓毛澤東聯(lián)署了，開會不讓毛澤東參加了，這種組織隔離的措施必然使毛澤東產生“槍要指揮黨”的危機感，直接導致黨內的斗爭進一步升溫。本來，大家都認為劉安恭到紅四軍后能夠調和朱、毛之間的矛盾，結果劉安恭來后卻讓事態(tài)變得更為復雜了。

“溫度”挑上去了，隨后就召開了湖雷會議。1929年5月底，湖雷會議就“黨的工作范圍”進行了激烈爭論，黨到底要管什么，管多大的范圍?焦點集中在前委是否管得太寬了、權力過于集中?是否包辦了下級黨部的工作，代替了群眾工作?前委是不是書記專政，有無家長制傾向?這些問題都直指毛澤東。湖雷會議成為紅四軍內部矛盾的爆發(fā)點。

湖雷會議結束幾天后，劉安恭作為臨時軍委書記主持召開臨時軍委會議，會議決定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其他事項，提出了恢復紅四軍正式軍委的請求。這就意味著，擔任前委書記的毛澤東只能參與討論行動問題，其他事項你沒有決策權。

湖雷會議上要求限制前委權力的意見，不是少數(shù)人的意見，而是得到了多數(shù)人附和的。毛澤東只獲得了林彪、譚震林、江華、蔡協(xié)民等少數(shù)人的支持，當時連參加秋收起義的許多干部也沒有支持毛澤東。毛澤東處境空前困難，非常孤立。

湖雷會議導致了雙方攤牌的白砂會議。毛澤東看到湖雷會議上出現(xiàn)了一種非常不正常的現(xiàn)象：下級規(guī)定上級的工作范圍。劉安恭作為政治部主任、臨時軍委書記，反而規(guī)定毛澤東擔任書記的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其他事項”。這種下級黨委擅自決定、限制上級黨委職權的不正常做法是前所未有的。毛澤東認為這是原則問題，實在不能繼續(xù)搞下去了。白砂會議便是在此背景下召開的。

在白砂會議上，毛澤東正式提出取消臨時軍委，劉安恭則堅持一定要保留臨時軍委。會議最后表決，以36票對5票的壓倒性優(yōu)勢通過了毛澤東的建議。臨時軍委被取消了，劉安恭擔任的臨時軍委書記職務自然也被免去。但臨時軍委被取消以后，劉安恭仍在到處活動、“穿針引線”，還是堅持他那老一套。所以，此后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其范圍也越來越大，一些縱隊和下面的團都已經在討論此問題了。

毛澤東后來干脆提出辭職。他認為，擔任前委書記既不能放手工作又必須承擔責任，陷入了“不生不死”的尷尬狀態(tài)，所以請求立即撤換前委書記，讓他離開紅四軍去蘇聯(lián)學習兼休息。我個人以為，當時的毛澤東，有70%是真不想干了，另外30%，或許是他真想去蘇聯(lián)學習、見識一下。當時，那些去蘇聯(lián)學習過或是與蘇聯(lián)領導人有過接觸的人，回國后都成了黨內權威。比如，項英回國時身上就別了一把斯大林贈送的手槍，他講話的權威性也隨之提高;張國燾同列寧單獨談過話，由此確立了他在黨內的權威。中共當時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毛澤東從來沒有去過蘇聯(lián)，或許他真想去蘇聯(lián)學習、“取經”，順便看一看這些從蘇聯(lián)歸來的人到底有何“過人之處”!

毛澤東辭職后，陳毅被推選出來，接替毛澤東擔任前委書記。后來，當毛澤東辭職的消息傳出去以后，他自己都沒想到，林彪當天晚上就給他寫了一封言辭激烈的信。林彪在信中寫道：“現(xiàn)在四軍實有少數(shù)同志的領袖欲望非常高漲，虛榮心極端發(fā)展。這些同志又是在群眾中比較有地位的，因此，他們利用各種封建形式成為一種無形結合派，專門吹牛皮地攻擊別的同志?！绷直胗謱懙溃骸暗窃S多黨員還不能看出這種錯誤現(xiàn)象，起而糾正，并且被這些少數(shù)有領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附和這些少數(shù)有領袖欲望同志的意見，這是一個可嘆的現(xiàn)象?！绷直胱詈髮懙溃骸澳憬裉焯岢龅南衲銈€人離開前委的意見，我非常不贊成。黨里要有錯誤的思想發(fā)生，你應毅然決心去糾正，不要以不管了事?！?/p>

毛澤東一直想改造南昌起義的部隊，因為南昌起義的部隊是紅軍戰(zhàn)斗力的核心，應當完全置于黨的領導之下。毛澤東曾寄希望于陳毅，想通過陳毅掌管這支部隊，結果沒有實現(xiàn)。后又寄希望于劉安恭，也沒有實現(xiàn)。毛澤東怎么也沒有想到，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的是林彪。林彪當時任第28團團長、一縱隊司令員，也就是說，紅四軍中的南昌起義部隊完全是由林彪掌握的。而林彪的支持，對毛澤東最終奠定在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毛澤東認識林彪是在井岡山會師之后，在茨坪的會議上，21歲的林彪發(fā)言贊成毛澤東提出的意見，認為敵人來進攻時紅軍應集中力量打擊敵人，敵人撤走或被消滅后，紅軍就地分散開展群眾工作，“打土豪、分田地”，組織赤衛(wèi)隊，建立蘇維埃。林彪當時的發(fā)言極富特色，概括力和感染力非常強，提出“紅軍就是要同群眾一起紅”，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也正是毛澤東一貫強調的政治觀點、群眾觀點。毛澤東當時就問：“這是哪個?”陳毅告之是第28團一營營長林彪，“樹林子里的三只虎”。毛澤東自此認識了林彪。

毛澤東接到林彪來信的當晚非常興奮，立即給林彪回了封信，全文共6700多字。毛澤東說：“你的信給了我很大的感動，因為你的勇敢的前進，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謀有利于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進的同志們，向一切有害的思想、習慣、制度作斗爭?！?/p>

毛澤東給林彪回信的第2天，朱德也給林彪寫了封信。因為毛澤東接到林彪的信后，把林彪的信公布在紅四軍《前委通訊》上，全體官兵都看到了，且林彪在信中指責朱德的一些言辭很尖銳。但朱德給林彪的信中并沒有公開反對林彪的觀點，只是不同意林彪信中透露的過于悲觀的情緒。最后，兩封信都刊登在《前委通訊》第三期上，這就等于將朱、毛之間的矛盾公開化了。一時間，上上下下議論紛紛、沸沸揚揚。

據接替毛澤東擔任紅四軍前委書記的陳毅描述，當時，朱、毛“不能有一朝之慨”，說明他們之間的矛盾確實非常尖銳。而后召開的紅四軍七大，一個重要目的也是為了解決這些矛盾。但這次會議不但沒有解決矛盾，反而使矛盾進一步擴大化了。

據當時主持紅四軍七大的陳毅回憶，他當時采取的辦法是“各打五十大板”。毛澤東也批，朱德也批，劉安恭也批，凡是參與爭論的當事人，他全批。當然，批的分量不一樣。陳毅批毛澤東最多，列了“七條錯誤”，包括個人專權、家長制……批朱德只有兩條，相對比較緩和。最后，會議代表對毛澤東、朱德二人提出的意見很多，結論是：此次爭論，朱、毛兩同志都有同等的錯誤，但毛澤東同志因負黨代表與書記之工作，對此次之爭論應負較大的責任，建議對朱、毛都給予處分。會議最后決定，給予毛澤東嚴重警告處分，給予朱德書面警告處分。毛、朱二人雖然被選進前委，但在前委書記的選舉中雙雙落選，陳毅被推選為前委書記。陳毅雖然不想當這個書記，想讓給別人來當，但畢竟與會代表選了他，他也只好當了書記。

前委書記落選成為毛澤東一生唯一一次自下而上被罷免的事件。毛澤東一生有好幾次被罷免的經歷：1927年，帶隊伍上井岡山后被開除政治局候補委員;1931年，在贛南會議上被撤銷中共蘇區(qū)中央局代表書記和紅一方面軍軍委臨時前委書記;1932年，在寧都會議上被解除紅軍總政委職務。這幾次被罷免、被撤職，都是上級的處理決定，是中央撤了他的職。唯有七大這次是自下而上的。毛澤東說：“我的力量來源于基層，我的力量來源于群眾，我的力量來源于士兵，就是來源于下面，結果這次被下面顛覆了。”七大開完后，毛澤東病了，到蛟洋養(yǎng)病去了。

七大后，陳毅離開紅四軍到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朱德臨時代理前委書記。這期間，沒有了毛澤東所謂的“專斷、一言堂、家長制”，紅四軍的前委會開成了“民主會”，很快變成了縱隊長“聯(lián)席會議”。各縱隊長為各縱隊的觀點、方向、利益，吵得不可開交、一塌糊涂。凡事都進行民主討論，無法決斷更沒有結果，會議開得很亂，“民主”得搞不下去了。

后來，紅四軍打下福建上杭，組織召開八大。朱德也覺得這樣搞下去不行，會前與部分代表聯(lián)名寫信請毛澤東回來工作。毛澤東復信：“我平生精密考慮事情，嚴正督促工作，這是‘陳毅主義’的眼中釘，陳毅要我當‘八面美人’，四面討好，我辦不到。我反對敷衍和調和、模棱兩可的‘陳毅主義’?！边@是毛澤東第一次提出“陳毅主義”，后來，毛澤東也承認當時的措辭是有些過分的。但當時的毛澤東堅持要辯出個道理是非，認為陳毅在七大上列出的所謂“七條錯誤”，都是從個人倫理上考慮的，沒有從政治原則上考慮。

此時陳毅在什么地方?在上海。陳毅正在上海向中央報告紅四軍的歷史和黨內爭論。當時擔任中央領導人的周恩來、李立三鑒于陳毅反映的問題極為重要，經中央政治局討論后決定成立由周恩來、李立三、陳毅組成的三人委員會。周恩來負責召集有關人員，專門討論解決紅四軍內部矛盾和紅四軍發(fā)展方向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