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柱銘是香港反對派老牌政客。長期以來，他打著“為香港爭取人權民主”的幌子，充當?shù)膮s是西方反華勢力的代理人，破壞“一國兩制”、推動“港獨”發(fā)酵。在這次“反修例”事件中，他與西方反華勢力內(nèi)外勾結，策劃、煽動、蠱惑極端分子暴力亂港，以期達到奪取香港管治權的險惡政治目的。李柱銘毫無民族尊嚴，其賣港賣國的累累惡行，勢必逃不過正義的審判。

挾洋自重、反中亂港，是李柱銘最為人鄙視的標簽。翻看歷史，祖籍廣東的他卻心甘情愿做洋奴，阻擾香港回歸、反對基本法、挑戰(zhàn)“一國兩制”、敵視祖國的惡劣言行不可勝數(shù)，可謂“一以貫之”。

早在香港回歸前，他積極配合港英當局的政策部署，同時試圖將香港問題國際化，乞求外國勢力干預。1988年，他在竄訪美國時公開聲稱：“如果香港繼續(xù)做100年英國殖民地，我想很多人認為是最好的”；1990年他為美國國會“獻策”：美國應當迅速就港人的政治意愿，制定一套特定的政策等等；1996年竄美期間，他又宣稱，向美國爭取把香港問題國際化……對于曾公開表示“敢于當殖民主義的走狗”的李柱銘來說，出賣香港利益、出賣國家利益如同家常便飯，毫無違和感。

香港回歸祖國后，李柱銘曾任特區(qū)立法會議員，而在實際言行中屢屢挑戰(zhàn)“一國兩制”原則底線，縱容“港獨”，不遺余力地攻擊中央政府，處心積慮地抹黑中國。他長期與美國等政界右翼分子保持密切聯(lián)系，協(xié)助西方勢力插手香港事務、干預中國內(nèi)政；他頻繁組團前往英美等國家，唱衰香港、唱衰“一國兩制”，乞求西方國家在香港法治和人權等問題上向中國施壓，以致隔三岔五就到外國“告洋狀”成為人們對李柱銘的深刻印象。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會，舉國上下歡欣振奮，而李柱銘卻投書《華爾街日報》，給中國舉辦奧運會搗亂添堵，其洋奴思想之根深蒂固，“反中亂港”執(zhí)念之陰魂不散，可見一斑。

作為香港反對派“教父”級人物，李柱銘利用“政治影響”和資深大律師的身份，常年一直在西方勢力面前擔當“引路人、黑中介”的角色，物色、培植和挖掘了多名“反中亂港”分子，其中就包括非法“占中”的首要策劃者戴耀廷和此次“反修例”事件的重要幕后黑手黎智英。李柱銘稱得上是香港的“亂源”、“動亂制造者”。

在此次修例風波中，李柱銘充當了策劃者、煽動者、組織者的角色，自始至終極盡破壞抹黑之能事。一方面，他竄訪美、加、英等國，呼吁西方干預香港事務，請求美國迫使“香港特區(qū)政府撤回條例修訂”；一方面，與黎智英聯(lián)手，利用黎智英控制的媒體大肆發(fā)布造謠文章，以偷換概念、歪曲解讀等骯臟手法，公開抹黑香港特區(qū)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煽動蠱惑民眾與特區(qū)政府和警方進行暴力對抗。身為法律人，李柱銘公然教唆犯法，破壞香港的法治基礎，破壞香港的繁榮穩(wěn)定，置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于不顧，其丑惡行徑無恥至極。

尤為諷刺的是，一直以“英國御用大律師”身份自居的李柱銘，卻連最基本的邏輯都無法自洽。實際上，最早提出希望香港特區(qū)政府和內(nèi)地談移交逃犯協(xié)議以及刑事司法互助安排的，正是他自己。早在1998年，時任香港特區(qū)立法會議員的李柱銘就曾正式提出“逃犯危害香港安寧”，動議特區(qū)政府安排內(nèi)地與香港可移交罪犯。20多年后他卻突然玩“變臉”，其出爾反爾、指鹿為馬的“政棍”行徑，不僅違背了作為法律人的基本職業(yè)操守，更折射出“反中亂港”的險惡用心。

修例風波發(fā)生以來，李柱銘口口聲聲“愿意為民主付出絕對代價”，但在街頭暴亂事件中，他一面蠱惑香港學生和社會青年參與暴動，一面卻不讓自己后代沾染任何“街頭政治”污漬，“兩面人”的算計和考量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處心積慮地讓年輕人充當棋子、炮灰，自己卻當“縮頭烏龜”，吃“后生仔人血饅頭”以謀求私利，如此虛偽、狡詐、自私，令人齒冷！

大量事實告訴我們，李柱銘怙惡不悛、劣跡斑斑，是搞亂香港的禍首之一，是西方反華勢力在香港的代理人。泱泱中華，豈容小人興風作浪。多行不義必自斃！李柱銘之流必將難逃正義的審判，必將得到應有的懲罰！

（新華社北京8月19日電）